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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河北省省会从保定“逃”往石家庄
作者: | 来源: | 日期:2019年2月9日

  50年前——1968年1月30日春节这天的早晨,河北省省直机关人员分乘25辆小车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惊慌不安地一路往南而去,借着春节和鞭炮声的掩护逃离了这个处在武斗中的城市……

    从此之后,保定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这是一段很悲催、也很令人深思的历史。而直接导致省会搬迁的内幕则更是鲜为人知……

    以下是保定人民广播电台孙志民先生对这段历史的叙述——


50年前的今天:河北省会再从保定迁出,落到地球最大的庄


作者:孙志民


    很多年长一些中国人都知道,保定曾经是河北省的省会,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50年前的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省会搬离保定。


    一、河北省的省会自民国以来就有了“见异思迁”的毛病,虽然基本驻地在保定,但却经历过多次迁移,总难稳定。这应是历史的原因。


    先从清朝的保定说起吧,保定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到现在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清代的河北省称直隶省,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总督衙门落户保定,从此保定成为直隶省的省会。直隶,因其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清初所设置的直隶省,其辖区比今天的河北省大得多,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和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些部分。直隶省总督权重位显,保定直隶总督署被称为清代省府第一衙,所以保定直隶总督府大门口对联上联写道“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环;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的确名副其实。

    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至此,保定作为直隶省的省会,已有244年的历史。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废直隶省改建河北省,辖区已大大缩小,省会仍设天津,但自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的铁蹄日益逼近天津,天津时局不稳。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1日,河北省政府为躲避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锋芒,又由天津迁回保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保定市区沦陷,成了敌占区,河北省政府被迫南逃,一度流落到陕西,不久溃散。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日,日伪于天津成立伪河北省公署,1939年伪公署迁到保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北省政府于同年9月20日在西安成立,随后迁往北平。1946年6月14日,又由北平迁回保定。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河北省政府又逃往北平,之后又溃散。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7月,华北地区大部解放,河北境内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随后,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调整行政区划的第150号通令。通令决定,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省会驻保定。1949年7月12日、8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相继在保定成立。


   1958年2月,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国人大决议将天津划归河北省。4月18日,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搬迁理由是:天津是大工业城市,有这样一个大工业城市作为依托,对河北省的工业大跃进大有好处,工业农业可以更好地同时并举,等等。很快,河北省省会又由保定迁往天津。

    1966年初,情况又变了,美国扩大了越南战争,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加剧。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鉴于此,1966年1月25日,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由天津再迁回保定。理由是:天津地处沿海,是国防第一线,一旦打起仗来,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而保定地处冀中平原,西靠太行山,省会迁回保定,既有利于“备战”,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以便执行“备荒”的方针。

    于是,1966年5月1日,河北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机关等先后迁回保定。

    然而,不幸的是,省会迁回保定还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保定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动荡期,文斗很快升级为激烈的武斗,并连续爆发了多次由“两军”支持的武装冲突,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互相射击……

 

    据史料记载,在清代直隶省时期,保定作为省会为244年,天津为15年;在民国时期,保定4年,天津7年;在日伪时期,保定7年,天津1年;解放后,保定10年,天津8年。建国初期还曾一度酝酿将省会迁到石家庄,未成。这些数字说明,虽然河北省的省会随着政局的变化不断迁移,但保定作为河北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未动摇。

    那么,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刚刚迁回不久的省会还能在保定站稳脚跟吗?


    二、激烈的派性斗争,残酷的武斗,使保定成了“文革”的重灾区,特别是“两军”的介入,使保定的政局异常复杂。这些都让立足未稳的河北省会望而生畏,见异思迁。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革”正式开始,省人委被夺权,保定进人了无政府状态。

    许多老保定人可能都知道,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驻保69军奉命介入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2月11日,即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即“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27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

    保定的造反浪潮一时被平息。

    1967年2月15日,中央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69军、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69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的防务,并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38军的到来,给保定地区的文革形势带来了变数。

    1967年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支左”任务的38军成立“支地”办公室。军长李光军、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主管“三支两军”工作(政委是王猛)。

    刚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但1967年4月之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后者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前者则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于是,38军就公开表态支持“工总派”。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为不满。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的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1967年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然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包括部队的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1967年8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其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38军李光军(军长)、刘海清(副军长)——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并未消弭。

    当时的保定,大街上随处可见武斗工事,天空中不时响起零星枪声。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方。那时候的河北省会保定就像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不知驶向何方。没有人关心省会的命运,也没有人认为省会是什么值得珍惜的,而成群结队地到省委、省人委机关去贴大字报、呼口号、搞打砸抢才是“正常”的。狂热中的人们哪里知道,一个数十年后才明白过来的巨大遗憾正在悄悄降临这座灾难中的的古城……


    三、陈伯达居心叵测的密谋策划,郑维山、李雪峰等人的紧密配合,以及他们对中央的欺骗,使省会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陈伯达到河北视察。


 

    陈伯达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陪同他来视察的是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人。视察起因于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他们视察的目的是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清除障碍。

    当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的一派“工筹派”,而38军支持较激进的一派“工总派”。陈伯达等人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便站在北京军区的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郸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指责保定的河北农大造反团头头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38军支持的,陈伯达等人的讲话虽然没有点38军的名,但目的明显是给38军施加压力。

    之所以没有点名,是因为他们知道战功卓著的38军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的,毛泽东、林彪对38军的态度如何,郑维山、李雪峰等人揣摸不透。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了郑、李的报告。

    1968年1月3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虽是一个晴天,但空气清冷。早晨,一支25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一路往南而去。深冬的冀中大地,苍茫悲凉,一望无垠,这支由吉普和轿车组成的车队绵延百余米,在空旷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黄尘……

    坐在车上的都是省里的干部,分别来自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省军区和一些省直单位。他们个个神情肃穆,略显紧张。车队出市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回望保定这座动荡的古城——从此之后,这里将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半个月以前,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在石家庄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集体,任命李雪峰为主任,刘子厚、马辉等人为副主任。

    196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上午,石家庄东方红体育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在这里召开。从此,石家庄成了河北省的省会。

     一个省的历史,就这样被几个人私下里偷偷地改写了,说起来的确有点太荒唐和不可思议。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投靠到林彪麾下的陈伯达也翻了车,李雪峰、郑维山受到牵连。于是,河北省省会搬迁的内幕也当成“问题”被揭发了出来。1971年1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说出了此事的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38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我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我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我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根据李雪峰的这一检查,说河北省会搬家是他们策划的一个阴谋也不为过。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对陈伯达的问题作了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事情发展到这里,前因后果似乎已经大白。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河北省会搬家是“乱跑乱说”的“太上皇”陈伯达蓄意策划的阴谋,就应该把他的错误改正过来,所以,省会迁石后,到1970年后半年,河北省革委会又有迁回保定的动议。1970年9月29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石家庄,找省革委负责人李雪峰等人谈话,问及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李雪峰回答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

    毛泽东听了没有明确表态。

    到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但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却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于是,刘子厚在1971年3月24日的“河北省批陈(陈伯达)整风会议”上传达了河北省省会不再搬迁的决定。

    从此,河北省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直到今天。


    光阴如箭,半个世纪过去了。河北省省会搬到石家庄,依然是许多保定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

    今天的保定虽不再是省会,但自有其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我们今天回忆往事,希望保定人能牢记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再搞窝里反、窝里斗,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心做实事,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来映衬保定昨天的辉煌,这样,当我们回首那近300年的省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想起失去省会这件令人难以释怀的陈年旧事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愧疚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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