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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七十年
作者: 张志明 | 来源: | 日期:2014年4月2日
    1993年5月5日,在我的故乡寺角村学校举办“纪念神星全国农民诗会五周年暨第四届神星诗会”,北京、石家庄、保定市诗人及本县诗歌作者200余人参加了诗会,神星镇领导致了欢迎词。保定市报社为我特制了一块“听竹斋”匾,举行了赠匾仪式,很多诗友们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我朗诵的是长诗《人民呼唤你》引起了反响。文化馆戴春梅、李秀燕为诗会助兴演出。那天是我村立夏庙会,天公非常作美,上午阴天未雨,在学校院内举办诗会非常好。诗友们在庙会上进行采风活动,又观看了我的居室,诗友们为我的居室的简陋感慨了一番。韩成武、韩克定二位诗友为我题了赠诗,县委副书记王金魁写道:“如此简陋屋,怎能出诗才。”饭前合影留念时,外地一些诗友因为我未在前排而拒绝合影(可怜的诗人心啊!)本届诗会是神星镇主办,灵山龙华宫八卦阵协办。一个小插曲,在诗会筹办过程中,赵永、刘虎占、张彦录多次去寺角送物品,有一次开着一个敞篷吉普车进入我家门外胡同时,两边的墙把车卡住了,他们硬是把车抬了过去,年轻人就是不得了啊!
    1993年8月,受保定远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连锁和总经理任新乐的委托,让我担任远达度假村常务副村长,主持进驻和开发度假村的一切事宜,给我配备了一辆北京吉普作为工作车,还有“中巴”、“客货”各一辆。县委、县政府委派副县长刘润生、宣传部长刘广郁、调研员刘天放组成度假村开发协调领导小组,计划局副局长黄瑞和担任办公室主任。我和刘天放主持招收了部分工人,1994年农历正月十八,由10人组成的小分队首先进入。最初先在训口村边三间尚未抹泥的民房里。那时村民们对建度假村很不理解,民房也不让占了,搬出来搭建的帐篷。村民们以为我是开发商,多次围攻我,说的话很脏,挨骂还不还口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当时很不理解,后来也就理解了。有一位副县长也许是给我开玩笑,称我是新资本家的“乏走狗”,实际上,我不会越理行事的。和村民们相持了大概有半月,经过大量做工作以及各方面的疏通,于1994年4月1日(后来把这天定为“村庆”),部分工作人员进驻度假村后,打井、建水塔、建临时指挥部。因肩负着朋友的信赖与重托,度假村的所有事我都认真处理、一丝不苟,那一段经常失盗,刚买的一吨“二铵”当夜就被人偷走了。外边搭建的警卫用的帐篷和床铺被偷走了,买了4条优种小狗被偷走了,自行车被偷走了,“对讲机”被偷走了,警棍被偷走了……有些是在指挥部院内被盗的,真是疯狂至极。这一段我非常上火,再加上吃喝不当,嘴唇出血,还得了结肠炎。我早已怀疑一个人,可那个人在董事长面前非常走红,我也找他谈过话,给他做了一些思想工作,都没起作用,失窃的事时有发生。就因为我怀疑那个人,我与董事长还有过争论。刘天放曾给我转达董事长的话说:“老板(董事长)说,张老师(一些人对我的称呼)想开除×××就让他开除吧。”我回答说:“我才不开除他呢,偷的是任老板的东西,他不在乎我又在乎什么?”后来那个人又因偷“BP机”犯事了,把他抓起来了,判了几年徒刑,过去偷盗的事他都招了。从此后,董事长更加看重我。后来董事长招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对他交待说:“这里的事张老师说了算,张老师若看不上你,你就自动辞职。”度假村内大概有100多棵枣树,那年秋季,利用大枣资源,又到唐县买来了些红枣,建了一个临时的酒作坊,自造的那些“枣杠子”酒,凡喝过它的客人都说好,在建村过程中,来来往往的客人较多,作为招待酒发挥了作用。这期间,我将度假村的地理位置与民间传说以及新旧景点的融和编写了《寻幽山水间》的度假村简介,写了一些关于度假村的诗和联,在报刊上发表。我先后对一些景点命了名。有一次省政协主席李文珊来满城考察,参观了度假村,我担任导游,因为我对度假村太熟悉了,介绍起来如数家珍,再加上我的发挥,博得了领导们阵阵喝彩,那天陪同视察的有市政协主席贾瑞增和其他市领导,满城县的书记、县长、政协主席和其他领导近50人。休息时,市政协主席贾瑞增说:“志明,你给李主席朗诵一下《伯乐相驴》”我说:“这么多领导别朗诵了吧。”贾主席说:“李主席肯定喜欢听。”我推辞不掉只好背念了一遍,大家高兴与不高兴都鼓了掌。这首诗还真有领导对号入座了。有一次吃饭遇一位领导,我说敬他一杯酒,他说:“先别喝酒,我对你怎么样?”我说:“很好。”他说:“那你为什么还写《伯乐相驴》?”我说:“那是文学作品,写的一种社会现象,你这样大的领导还容不下一首诗?”后来我真的有一件事需要这位领导同意,他却刁难了一把。这首诗使我受害了,如果放在1957年肯定是大右派,如果是“文革”时期,那就是反革命了。这首诗体现了它的“两重性”,15年后又沾过光,此是后话。
    1994年我的第一本诗集《听竹斋诗选》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新体和旧体诗200余首,共印2600册。
    1994年县委副书记薛振环千方百计为我“转干”奔走,未果,在她调离满城时让宣传部刘广郁部长继续奔走,到1995年刘广郁会同副县长梁建勇给我办了一个“合同制工人”(以工代干),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我每月工资都是148元,正如刘天放说,张志明每天只挣三碗面钱。
    1995年春,县委、县政府决定承办全国第七届滑翔伞锦标赛,开幕时间定在“五一”节,地点设在满城汉墓旅游区,由我负责组成导演组,谋划组织开幕式文艺表演。任命我为开幕式文艺表演总指挥,负责写开幕式解说词。实验小学和一高小学编排团体操表演。提前一个月,我和戴春梅、李秀燕、杨金花到全县各村考察花会并进行辅导,4月28日,到满城汉墓广场现场集中训练,最后分成8个表演队,团体操2个、军体操1个、舞狮12头、大鼓10面、高跷队80人,太平车、旱船、跑驴、大头综合花会队1个、武术表演队1个,演员达两千余人,每个队都有专人负责。5月1日那天,在主席台就坐的有市、县领导、各地来宾200余人,漫山遍野的观众有10万人。市领导宣布开幕后,举行了入场式。解说员由杨金花和许鸣担任。入场式完毕后,进行了文艺表演,总题是《满城春涛》。我身披文艺表演总指挥的授带站在高处,手执红绿旗指挥开幕式表演。团体操整齐划一,花会热烈奔放,军体操威武雄壮,武术矫健飒爽。规模之大在满城历史上是空前的。导演组全体成员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都黑瘦了。开幕式结束后,教练员、运动员感慨地说:一个县级单位能组织这样规模的开幕式实不多见。
    1995年夏,戴春梅馆长退休,我重新接任文化馆长职务。年末,我给县政府打了文化馆应增加业务人员的报告,刘龙、蒋靖、吴春水被调入。
    1995年一个下雨天,一位30多岁的患有精神病的女人找到文化馆,要找10多年前解散的评剧团,她原来在评剧团当演员。一位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让我吓唬她一顿,我真把她嚷走了。之后,我感觉很不对,素不相识,又是一位病人,我凭什么嚷人家呢?这纯属罪过,受良心的谴责,到大街上我找到那位女人,给她说了会子好话,给了她30元钱(我月薪148元),让她回家又恐怕迷失,我又找到原评剧团的团长,找了一个车把她送回家。事情虽然解决了,可至今想起我平白无故嚷人家一位病人,实在是有悖天理。
    有一天早晨,我沿着玉川路慢跑步东行,碰到一位穿破旧衣服的老太太靠着路边花池坐着,我心想许是被遗弃的老人吧,我掏了掏口袋,有两张人民币,一张5元,另一张2元,没考虑就将2元币给了那位老人,又往东行,这时左思右想不对。我的一位老同事王文奎说过:“张志明能做到大公无私,我只能做到无私,但做不到大公。”我做的能算大公吗?我为什么不把那张5元币给那位老太太呢?或者把7元钱都给她。她应该比我更需要钱,在关键时刻才是对一个人的修为的检验,这次我没能够及格。
    1996年大年初一(或初二),中央电视台晚7时的《新闻联播》节目头条新闻播发了我朗诵诗歌的场面,春节后很多亲朋给我来信来电话表示祝贺,因为“央视”的头条新闻影响非常广泛,再加上是春节期间,就更引人注目了。1996年春,我被选为保定市政协委员,2003年离职。
    第八届全国滑翔伞锦标赛暨飞机跳伞比赛于1996年5月1日在满城汉墓旅游区举行,程序是入场式和空中表演。大概4月29日那天,副县长范福生给了我一些参考资料,让我写入场式和空中表演解说词,我连夜写了约15000字。5月1日早饭后,工作人员都在县招待所集合,上车前,那位男解说员问我:“大家都有工作证,为什么没我的?”我说:“我也没有,乘车进场没工作证也行,到现场我给你找一个。”他把解说词摔到地上,有气地说:“那我不去了!”我劝他,他执意不听,他这种临场拒绝的行为我也有气,我对他说:“你真不去就算了!我自己解说,我解说除了比你强外,没别的毛病。”到了现场后,那人的领导电话告我说:“还是让×××去解说吧。”我坚决地回答:“不要。”那次现场解说还真的是我,不谦虚地说:我除了不会讲普通话,按临场发挥肯定比他强。闭幕式是在满城剧场举行的,由文化馆编排了一组节目,主题节目歌伴舞《雄鹰颂》是范福生和我作词、周建勇作曲、李秀燕演唱、一高小学学生伴舞的,整场效果都很好。
    1996年中秋节,文化馆与远达度假村联合举办了“远达赏月笔会暨第五届神星诗会”。保定市部分领导、满城县大部分领导出席了诗会,都有诗作,《保定日报》发了诗会专版。事后有人给我取笑说:“你们县领导也都会作诗,真不简单。”我也取笑说:“满城有个张志明,近朱者赤嘛。”
    1996年9月,我编写的小品《谁错了》由李秀燕和杨金花表演,参加了河北省曲艺小品比赛,获三等奖。
1996年10月,在县招待所召开了保定市群艺馆长、文化馆长(22县市)联席会议。市文化局领导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满城县领导致了欢迎词。与会者讨论了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趋势,我做了典型发言。会期三天,满城县委副书记王金魁、宣传部长刘广郁、副县长范福生出席了开幕式与闭幕式,市县馆长们对满城县领导的热情非常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6年既是文化馆大丰收的一年,又是犯劫难的一年。有一个文件说,工人身份的人在文化馆岗位上为“混岗”,这件事到现在我都没能理解。改革开放到那时都18年了,为什么还出现与改革相违背的形而上学的事情?“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是党和政府早就倡导的,为什么到具体事情上就不行了呢?我们馆有5位工人身份的人,大都是业务骨干,尤其是李秀燕在业务上多次获国家、省、市大奖,还是市、县劳动模范。她年轻时曾被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和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选中,县里为留住人才没让走。像这样的人才保定市都不多见。秦润池的民族器乐演奏在保定市都属一流,二胡独奏在保定市获得过一等奖。邵洪立民族器乐和键盘乐都很优秀。吴春水在表演上拿过省、市级奖。在全县范围内的艺术工作上目前还真找不到这样几个人才。最使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清理“混岗”时,就有有门子的人,被安排到财政开支的事业单位工作,这种现象经常出现,群众心知肚明,只有生气的份,又有别的什么办法哪?不用调查,凡是领导的子女包括近亲,又有几人没有好工作呢?普通百姓的孩子们要想捧个固定的饭碗,父母会倾其家中所有供孩子求学。大学毕业又如何,那就得顺潮流,随千军万马去挤“公务员”的独木桥。再回到“混岗”的话题,从字面上讲“混岗”应该是在其岗位不谋其工作,在岗位上混日子。我们这里的所谓“混岗”人员在岗位上干得都很好,并且干出了全保定市领先的成绩,为什么算混岗呢?制定这条政策的人,肯定他的子女、近亲没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他就高抬贵手了(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了吗?)。有一件发生在不远处的真事,某局要从基层单位选调一名中层干部,人事股长制定选拔条件,他制定的那几条标准,明眼人一看就说:“特意为你小姨子制定的吧?”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文化馆调进这些人是根据改革开改初期,文化部制定的《文化馆工作条例》规定,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可根据需要调入一些有业务专长的工人身份的人到文化馆工作。我觉得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选拔人才。干部身份就能干好文化馆的工作吗?我本人就是一个农民,1988年招聘的文化馆长,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再加上领导的支持,文化馆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自认是一个合格的文化馆长。退一步说,当时的文件适合当时的情况,今天情况变了,政策可以根据新情况制定,各单位进新人可以根据新政策,但不应该让老政策下进的人成为新政策的牺牲品。总不能用今天的土地政策否定过去的土地改革吧。我经过不少这样事情,明知道某个决定是错误的,既成事实后,谁也不想去改正它,因为涉及不到自己的利益,谁又没事找事呢?清理“混岗”之后,文化馆5名同事、图书馆5名、局直5名,组成了一个“小康文艺宣传队”,我兼任队长,这个宣传队根本就没存在过,各单位的人还留在本单位工作。可这些人定为混岗后,开支渠道就变了,县财政给拨80%,自筹20%。在一起工作,两种对待这本身就是身份歧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边也给停止了。这些人的心理能平衡吗?据说,清理“混岗”的文件下达后,全河北省只有8个县的文化馆、图书馆被清理了,保定市就占6个县。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四清”是从保定开始的,“文革”是保定最后结束的,“大跃进”时期中央领导也是先视察的保定几个县。保定,真是不同凡响!“清岗”后,我的压力就大了,五名同事的差额部分的工资时刻挂在我的心上。刚清完了岗,就该过春节了,开支渠道尚未疏通。一般来讲,春节前开两个月的工资,可这些人就没拿到工资,过年了,这些人心里好受吗?他们怎么过这个春节,他们流泪了。假设遭受这个不公正待遇的是你,你又如何?我从远达度假村借来的钱给他们开了支,我向他们保证,只要我担任一天馆长,绝不亏欠大家的工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中央领导的事,咱们没资格说这话,我可以说:“先文化馆之忧而忧,后文化馆之乐而乐”,我做到了,自我担任文化馆长以来,无愧地说,我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全县群文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就差“死而后已”了。
    我是1987—2008年担任满城县政协委员,1993年开始担任政协常委,1996年—2003年担任保定市政协委员的。无论是在保定或是满城开大会或者小会,口头提,提案写,要求对这些混岗人员交养老和医疗保险。有一次在县政府领导参加的落实委员提案通报会上,我提出:不给“混岗”人员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是身份歧视。后来我给县委书记闫志强写报告说明问题,闫志强批到劳动人事局,这才解决了,大概是2003年。医疗保险问题省政府早就有文件。我不明白同是省政府文件,清理“混岗”马上立杆见影,可落实“医疗保险”就非常困难。我呼吁了有10年,多么漫长的呼吁呀!
    因为我在政协发言是最多的,提意见是最尖锐的,同事们给我送个绰号“政协第一炮”。闫志强书记在我写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张志明同志代表的是正义。”政协主席范福生多次对别人讲,基层领导如果有三分之一像张志明,工作业绩会有飞跃。常务副县长朱子强说,张志明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机关上很多人。领导们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我应该把工作干得更好。
    我的同事们虽然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虽然过春节了未领到正常年份应该领到的工资,虽然他们心里不平衡——如果换成谁他心里也不会平衡——他们仍然在一线岗位上积极工作。
    那年(1996)农历腊月廿三晚饭后,我和我的同事刘龙、李秀燕骑自行车摸着黑到宋屯村辅导节目,我们行到守陵村北边,一辆南行的无灯无照的“小三马”挂了我的棉大衣,我倒在路边就失去了知觉。刘龙和李秀燕如何把我抬上的13路车,我都不知道,到县中医院大夫说先交钱,这句话我听到了,我说大衣口袋里有钱,又昏迷了过去。李秀燕找了一辆车把我送到东马医院作“CT”这些环节我都不知道。住了院,输上液才慢慢清醒过来。第二天以后,县里几位领导,文化局领导以及我的好多朋友都到医院看望了我。腊月三十办的出院手续,远达度假村把我接去了,专门派了一个小伙子伺候我。
    1997年夏,交通局承办了“消夏晚会”,从此揭开了各大系统独立承办“消夏晚会”的序幕。在此之前,都是由文化馆组织社会上文艺骨干每年举办3-4场。从交通局单独组场之后,引起了各大系统的关注,各单位大都要求承办“消夏晚会”,且逐年增多,达到年演出16场,历时4个月。
    1997年10月19日-21日,在远达度假村举办了“远达笔会暨第六届神星诗会”,有200余人出席,市委宣传部长张广琦致了开幕词,我以神星诗会发起人的名义并代表度假村致了欢迎词,介绍了度假村开发状况。诗人们当场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书画家们泼墨挥毫留下了作品,记得当时的高阳县委书记高天民在现场出了一个上联征对。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韩立成发来贺电。市政协主席、诗人贾瑞增致了闭幕词。
远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远达度假村长任连锁、总经理任新乐父子为我对度假村主持工作三年的肯定,在京赞路东雷溪河南度假村中,以我的名义又建了一座占地三亩四合院的仿古建筑“听竹斋”。听竹斋是我的书斋名,院中的翠竹是从我的老家移栽去的,1997年建成。任连锁、任新乐父子待我如同亲人,有一次任新乐肠胃不适在保定中医院诊治时,他就想起了我,他对副总经理刘淑英说:“张老师患有结肠炎,把他接保定来诊治吧。”在保定拿的中药回度假村“灌肠诊治”2个月,度假村派专人侍奉我。
    1998年夏,中央电视台专程来满城采访我馆文化下乡活动,记者张爱玲连续随宣传队下乡几天,录制了专题片在中央台7套多次播放。
    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县委、县政府决定举办机关大合唱,大合唱活动是展示单位形象机会,最能体现团队精神,增强单位凝聚力,各单位都积极参加。共有21支合唱队进入了决赛,发动之广泛是空前的,各单位的热烈也是前所未有的。既然要想办好庆祝活动,演唱的各种设施如灯光、音响也要配套。因为是50年大庆,各地都有活动,北京、石家庄、保定舞台用灯光都脱销了,需花2万元定做灯光,需用5万元购置音响设备,礼堂占用费和礼堂布景制作费,加在一起需要9万元,县财政不给拨付,靠我和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募捐。想搞好又缺钱,连急带累得了冠心病,上楼走几步就得把着楼扶手喘回子气,每天在县中医院输液,输完液就去礼堂看布置舞台。9月30日比赛正式进行,演员达1600人,从县委书记、县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合唱队的演员,保定来的评委专家说,满城县的合唱队有很大的一部分达到市级演唱水平。
    机关大合唱是满城县经常坚持的一项文化活动, 每逢重大节日,大都以大合唱的形式举行庆典或纪念。比如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庆“十六大”闭幕,建党80周年等,都举办了机关大合唱,庆“十六大”时驻满部队也组建了合唱队友谊演出。
    1999年秋,由我编写,由李秀燕、杨金花、吴春水表演的关于财税方面的小品《精打细算》参加了保定市财政局、文化局主办的为参加省比赛的选拔赛,获一等奖。比赛那天,我县副县长范福生观看了演出。公布名次时,我们的小品与另外一个小品获并列一等奖,范福生就问评委:“当时下文件时说一个一等奖,为什么现在出现两个一等奖?”某评委说:“如果一个一等奖应该给谁?”范福生说:“满城!”评委们都笑了,笑范县长干脆?笑自己有难言之隐的尴尬?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是为照顾某人临时增的奖。后来去省里参赛保定市就去了我们一个小品。
    1999年冬,小品《精打细算》由李秀燕、杨金花、郝之润演出,参加了省财政厅、文化厅文艺汇演,住在省政府招待处“白楼宾馆”,报到第二天和第三天边改编边排练,第四天在省电视台比赛和录像。从白楼宾馆到省电视台,由警车开道,一路畅通无阻,我也跟着享受了一次特权,有特权就是“爽”,就是不一样,难怪人们想方设法追求特权啊!这次比赛,我们的小品获省一等奖。这组“财政颂”节目在2000年春节期间多次在省电视台播放。小品《精打细算》被评为保定市“五个一工程奖”。
    鉴于我在文化馆工作情况和我的身世,1999年,文体局王新占等领导,为解除我晚年的后顾之忧,决定并经县领导批准,在文化馆为我留一间房居住。对此,我感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
    2000年春季,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希友、保定市副市长贾体新陪同下,专程来满城县文化馆考察,由我做了汇报。
    2001年春,我们的小品《精打细算》被选中参加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举办的庆祝建党80周年暨省“群星奖”比赛,为了能参加全国第11届“群星奖”比赛,我去省里参加作品研讨会,对剧本进行修改。大家都认为,《精打细算》总体很好,就是有一点“硬伤”,也就是矛盾冲突的解决较简单,让专家们改吧,也未改出个所以然。回来后,我和演员们边排练边修改,大家比较满意了,又改名为《池塘边上》,发表在河北省《文艺演唱材料》汇编上,配发了剧照。6月29日在省会石家庄参加了“河北省庆祝建党80周年文艺汇演”,获河北省“群星奖”一等奖。演出结束后,省委书记王旭东、省委宣传部长张士儒等领导接见演员,张士儒对李秀燕说:“演得好,你是保定的吧?”省里决定,我们的小品《池塘边上》要参加全国第11届“群星奖”比赛。从省里比赛回来后,到保定市钞票纸厂录像。我们同台录像的有××县一个小戏,该小戏并未获省级奖。市文化部门一负责人主管录像事宜,还请来了省电视台一名戏剧导演,××县那个小戏录完像后,市文化局那个负责人和省里来的电视导演都走了,钞票纸厂礼堂也关掉了空调,7月天正热,演员化的妆都被汗水冲成了花脸,录了两遍,演员也热坏了。市文化局那个主管并未将我们的录像带送省里。后来听说后,我们让市电视台复制后送到省里,由省又送到文化部。那时金奖、银奖都产生了,我听说后,差点吐了血!因为这次参赛,从剧本创作、改编到演员排练,从市里、省里一次次选拔、一次次录像,投入的精力、人力、财力太大了,最终让市里一名职位不是很高的负责人上报时偷梁换柱了,这个人挂名了××县那个小戏的导演,把我们的录像带给扣押了,送去的是××县那个小戏的录像,按上级规定,那个小戏是不允许参加“群星奖”比赛的。我闻讯后就有被气炸肺的感觉,未经考虑我就拨通了市文化局那个负责人的电话,我说:“你是×处长吗?我是满城县文化馆张志明。”他说:“你好。”我立即回答:“我不好,快让你气死我了。”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他后,我说:“我要到中纪委去告你,告你瞒天过海,告你作假!”后来听说那个负责人脸色都白了,汗往下流,他马上找市局领导求救。市局领导给我们县长通了电话,县长劝导我说:“原谅他们吧!”其实我就是吓唬他,没真的要到中纪委告他,让他知道以后办事要思考,不要太过份,事情过去9年了,想起来还不舒服,可我真的原谅了他。2001年12月,我们的小品《池塘边上》给评了一个全国第11届群星奖铜奖。从这次事件后,我对我的同事们讲以后可不要参加什么大赛了,“暗箱”操作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再者说咱们的财力和精力也耗不起呀,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就行了。小品获得个全国“群星奖”铜牌在全市也属首次,自我安慰一下吧。
    2002年6月,我馆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先进集体。
    2002年7月,我馆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2002年7月1日至3日,文化部原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在保定市政协主席贾瑞增的陪同下,来满城考察“神星农民诗会”这一文化现象以及所产生的背景与影响。县委组织部长刘广郁、宣传部副部长李文斗和我全程陪同了贺老的考察与访问。7月1日下午,县委书记闫志强到远达度假村看望了贺老。傍晚,保定市副市长张广琦也来看望贺老,我们共进了晚餐。张广琦说:“贺老来你应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我说:“市长,给市委、市政府汇报那是县委、县政府的事,我还没有那种资格。”贺老打圆场说:“我这次来是私人访问,不要麻烦地方领导。”那天晚上,我将我的诗集《听竹斋诗选》送给贺老点评。7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人陪同贺老参观了抱阳山风景区,观看了历代残存的题抱阳山的诗碑,贺老看得非常仔细。在“抱阳山”碑前,贺老与大家分别留影,在白檀树下合影留念。7月3日上午,我们陪同贺老到顺平的王氏庄园参观,顺平县委书记早在大门前迎候。有导游为我们讲解王氏庄园的概况。有些对联意境很好,贺老问导游这些对联都是什么年代的,导游回答都是旧有的,贾瑞增主席对此还戏谈了几句。我们到一座旧戏楼里听了演员唱的河北梆子选段。之后,我们一行又驱车参观了王二小烈士墓,贺老同我们在墓前伫立、缅怀抗日小英雄。7月3日下午,贺老与我们一一道别。贺老回京后不久 ,通过贾瑞增主席寄给我亲书的条幅,写的是我题龙华宫诗中一联“钟开海户醒红日,鼓闭山阶眠碧云。”赠语还写道:“近读张志明同志诗作,新体旧体均令我喜爱,兹系其中佳句一联以赠作者留念,字拙祈谅,张志明同志,贺敬之。”贾瑞增主席捎给我时说:“志明,你可得脸了(满城方言,意为脸上增光彩)。在荷花节上,市领导请贺老题词,贺老说眼睛不好谢绝了。可贺老回京后专门写好给你寄来,你真的得脸极了。”这话没错,贺老给我寄墨宝并且题的我的一联,是“得脸”!
    2002年10月9日—11日,在远达度假村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第七届神星诗会”。《求是》杂志社长戴舟、省文联主席浪波、省政协常委市政协主席贾瑞增、副市长张广琦、县委书记闫志强等领导出席了诗会,省市的诗人与县内诗作者100余人参加了诗会。10月10日上午参观了神星柿子沟后回到远达度假村,为建在度假村的“听竹斋”揭了匾。下午在度假村多功能厅举行了诗歌朗诵会,杨金花朗诵了我的长诗《人民呼唤你》引起了反响,李秀燕演唱歌曲与戏剧唱段,为诗会助兴。戴舟和保定市的一些书画家临场做画写字。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诗会前贺敬之发来亲笔信对神星诗会祝贺,贺老的信不知被哪位收藏爱好者截流了,组委会并未收到。10月9日晚上,贺老从北京用电话将原信进行复述,我接听的电话,县委宣传部的李冬玲记录,宣传部长贾红雨在一旁监督。10月11日上午举行了闭幕式。
    2003年在抗“非典”中,我们编排了一组节目,通过电视台录制、播放,献给一线的医护人员。由我编剧,李秀燕、吴春水、蒋靖表演的小品《请战》很让观众感动,录制人员说:“我们被节目中人物形象感动得掉泪了。”我写的长诗《看不见的战线》由播音员朗诵,效果也很好。这两个节目都被收进河北省《文艺演唱材料》抗“非典”专辑中。
    2004年6月,文化部命名满城县文化馆为国家一级文化馆。保定市仅此一家,河北省只有3家。省市文化部门领导代表文化部专程来满城颁发奖牌。那天,县委常委会议室布置一新,横幅写着:“满城县文化馆被文化部授于国家一级文化馆授匾仪式”。县委、县政府领导、县委宣传部、文体局负责人参加了授匾仪式,市、县领导讲了话,我代表文化馆做了表态性发言。
    2005年2月,我写的歌颂任长霞的长诗《长天中永不消逝的彩霞》获市“五个一工程奖”。
    2005年5月,抱阳山诗词楹联学会在龙华宫八卦阵“金口福”饭店成立,参加会议的近百人,保定市诗词楹联学会,曲阳县诗词楹联学会来代表祝贺。出席会议的领导有保定市政协原主席贾瑞增,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长富,县领导范福生、刘广郁、朱子强、贾玉兰等。开幕式由县委组织部长刘广郁主持,由我作了《抱阳山诗词楹联学会筹委会工作报告》,米立功宣读了《学会章程》,原市政协主席贾瑞增作了即席讲话。保定市诗词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陈文增代表“市学会”宣读了贺词。大会选举我为会长,米立功为常务副会长,选举刘龙、张影为秘书长。大会一致通过贾瑞增为名誉会长。会议决定出版学会年刊《抱阳》。本次会议,经费由龙华宫八卦阵提供,礼品由少林寺武校提供。《保定日报》发了诗词专版。
    2005年,由我编剧、李秀燕、吴春水、蒋靖演出的小品《小饭馆轶事》获市纪检委调演一等奖,同年获省“群星奖”。
    2005年10月25日,县委书记闫志强将我向他反映的文化馆一些遗留问题做了批示,并让县有关领导进行了“会签”。批示说:“请田(宝庆)县长、肖书记、吕书记阅批,可请贾县长协调一下此事。1、小康宣传队可以不再保留,其主力队员充实到文化馆,身份开支渠道不变。2、为发展文化事业可以选调一些骨干充实力量。3、业务经费适当增加。”闫书记批示后找我谈话,肯定了文化馆的工作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努力。闫书记说,文化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没有经济收入。差额工资给你们带来一定困难,给你们增加经费就是为你们解决困难的。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经费增加固然是好事,可财政局报销必须是购买物品的正规发票。而那些差额工资只能靠到各单位募捐。闫书记的批示撤销了并不存在的“小康宣传队”,我那些同事从名份上又回到了他们真正的岗位上,再也不称“混岗”了。这些人的养老保险也是给闫书记写报告解决的。医疗保险是给常务副县长朱子强写报告解决的。文化馆遗留问题虽然没彻底解决,总算解决了一大部分。
    2006年4月,我给县委、县政府建议举办农民艺术节,县委闫书记说,还是围绕新农村建设,可以搞一个“新农村建设文化行”的启动仪式。4月8日,启动仪式在人民广场举行,省文化厅调研员张希友、保定市副市长张广琦和省市有关单位负责人应邀参加了启动仪式,新华网、《河北日报》、《河北经济报》、《燕赵都市报》、《保定日报》、保定电视台等30多家新闻媒体参加了启动仪式。县委副书记吕耀欣主持了开幕式,保定市副市长张广琦宣布启动仪式开始,县长田钧致词,文化厅张希友讲了话,县委书记闫志强为文化行宣传队授了旗。启动仪式结束后,文化馆表演了文艺节目,省歌舞剧院、省梆子剧院部分演员参加了助兴演出。此后,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我们的“文化行”宣传队继续下乡演出。
    2006年4月中旬,省纪检部门在保定市召开会议,其间又调我们的小品《小饭馆轶事》为与会者演出,那天正巧是主演李秀燕的女儿结婚,未能去成。
    2006年农历四月廿六,是我66(虚)岁生日,我的朋友赵永、刘虎占、任新乐、张彦录、刘淑英等人要为我作寿,还要大办,我拗不过大家,只好顺从了。那天来了100多人,市政协原主席贾瑞增、县几位领导参加生日庆典,县委组织部长刘广郁主持仪式,主持人让我给大家说几句,我说:“当今世上,与我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一个也没有了,我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我能有今天,全凭大家,你们都是我的亲人。”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大家也都热泪盈眶。随之,李秀燕带领文化馆我的同事们唱了《生日歌》,度假村的任新乐、刘淑英专门从保定市做的1米高的生日蛋糕。13桌来宾是赵永和刘虎占待的客。其实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奢侈的一件事。
    2006年夏,我去石家庄参加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河北省文化馆长会议,我做了重点发言。
    2006年9月29日至30日,第八届神星农民诗会在神星镇柿子沟举行。石家庄、保定、满城县近百名作者参加了诗会。政府县长田钧致了欢迎词,省文联、省群艺馆、市群艺馆负责人出席了诗会。省文联前主席浪波讲了话,部分诗作者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文化馆为诗会演出了文艺节目。省会部分新闻单位发了消息,《保定日报》发了诗会专版。
    2007年1月7日,我做为河北省文化、文物系统先进个人(市级劳模)参加省表彰大会,副省长孙士彬为我们颁奖。
    2007年末,李秀燕被任命为文化馆长兼党支部书记,我被聘名誉馆长,协助李秀燕工作。
    2007年,由我编写,李秀燕、吴春水、蒋靖表演的小品《小饭馆轶事》获省群星奖。
    2008年4月20日,在文化馆举办了“纪念神星全国农民诗会20周年座谈会”,保定市、曲阳、清苑和满城县诗作者7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我做了座谈会专题讲话,市政协原主席贾瑞增即席讲了话。大家对“神星诗会”这一文化现象展开了热烈讨论。部分作者即兴赋诗,新任文化馆长李秀燕朗读了我的散文诗《子弟兵万岁》,她还为座谈会助兴演唱了河北梆子选段。《保定日报》发了作品专版。
    2008年7月,文化部第二次命名我馆为“国家一级文化馆”,7月8日,县委县政府发文件对我馆进行通报表彰,号召全县各单位向文化馆学习。保定市仅满城县文化馆获此殊荣。
    2008年11月,市委、市政府命名我馆为“文明单位”。
    2009年9月1日,保定市长于群专程来满城县文化馆考察工作,保定市政府秘书长李志刚、满城县委书记闫志强、县长刘峰、宣传部长陈英民、县委办主任李雄鹰陪同考察。受馆长李秀燕的委托,我把文化馆工作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困难向市、县领导作了汇报。午餐时,闫书记说:“馆长,你给市长朗诵那首《伯乐相驴》吧。”我推辞了一番,大家都要求我朗诵,我只好背念了一遍,大家都说好。市长要我再背一首,我又背了一首《黄牛》,市长说这两首诗领导干部都应该会背。于是又让我将两首诗重背了一遍。市长为了鼓励文化馆的工作,给拨了10万元专款购买设备,另给了我3万元让出诗集。
    2009年夏季,举办了5场“消夏晚会”,从中选出了部分优秀节目参加了9月末举办的“满城县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演出。”
    2009年12月,县检察院找到文化馆,要求我们出节目参加市中级人民检察院文艺演出。在小品《小饭馆轶事》的基础上,改编成《小餐馆的故事》,内容是关于涉农检察工作队在农村执法检查工作中在一餐馆发生的故事。李秀燕饰演老板娘,吴春水饰演工作队长,蒋靖饰演工作队员。12月23日晚,参加了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检察院主办的“高扬正气歌”文艺汇演。最高检、省高检的领导,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全体领导,各县四大班子一把手和各县检察院的主要领导观看了演出。演出地点在“百世开利”,座无虚席。演出规格较高,阵容很大。邀请了中国京剧院的于魁智、李胜素,著名歌手刘斌,还有铁道文工团、北京杂技团、省歌舞剧院一些著名演员参加了演出。我们的小品《小餐馆的故事》演出中掌声和笑声不断。近3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领导们接见演员时,市委书记宋太平握着李秀燕的手说:“你这老板娘演得非常好,和他们国家级演员同台演出毫不逊色。”时隔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个会议要调我们的《小餐馆的故事》晋京演出,因演员有事未能成行。当然,这又留下了遗憾!
    2010年农历三月初三,市诗词楹联学会韩成武教授要求我接待一次“上巳节”仿“兰亭会”的吟诗活动,远达度假村承办了这次活动。那天,保定市、曲阳县、满城县的作者近5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代表远达度假村和抱阳山诗词楹联学会致了欢迎词。在小溪旁、池塘边,诗人们在清水中洗手洗脸,沿着曲水悠哉游哉,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大家也许是最浪漫的了。在尽兴的漫游中,大家都有诗作。
    2010年4月,县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通知文化馆申报省、市、县三级文明单位。这又是一次对文化馆工作的肯定。
    6月28日,由我编写,李秀燕导演,李晓涛、吴春水、蒋靖饰演的小品《铁面税官》和李晓涛、杨兰兰朗诵的诗歌《廉政是前进的保证》参加了市纪检委、市监察局、市文化局主办的“保定市廉政文化精品节目调演”,两个节目分别获一等奖、二等奖。
    2010年6月末,馆长李秀燕办理了退休手续,由我暂时主持工作。
    2010年“彩色周末”(消夏晚会)已准备就绪,7月23日首场演出。
“彩色周末”(消夏晚会)是从1989年夏季启动的,最初由文化馆组织一些文艺骨干,每年演出2-4场。从1997年交通局单独组场后,掀起了各大系统单独组织“消夏晚会”的热潮,至今我们坚持了21年,共演出了200多场次。它与文化下乡,神星诗会,机关大合唱形成了满城县的四大文化品牌,为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文化馆起到一定作用。
    我今年70(虚)岁了,虽然孤身一人,可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以及各级领导,凡是认识我的人对我都非常好,使我孤而不独。我现在浑身是病,吃药论“把”,当人们关心问我身体时,我戏说:我的身体就像1998年长江大堤,时刻有决口的危险,我的精神是最后一道防线。我确信:心态好一切都会好。平时多替别人想一想,能助人时则助人。拉别人一把于困难中,就会添一分快乐。在我的晚年,不论还能走多远,力争多做好事和善事,不做坏事和恶事,不断修正自己,改正缺点和错误。我过去做过的对不起别人的事,我忏悔。别人做的对不起我的事,我原谅、我忘记。对不起我的事大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我不忌恨哪一个具体人。我的后半生已把自己融入文化馆,我为文化馆祈祷,为同事们祈祷,为朋友们祈祷,为不认识的人祈祷,但愿所有人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完)
                                                    2010年8月写于满城县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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