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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七十年
作者: 张志明 | 来源: | 日期:2014年4月2日
    剧团承包者因管理不善,总是亏钱,2年没向文化馆交承包费,以后还为我留下了不少难以理顺的事。我对杜克辉说,下力气帮助承包者管理剧团吧。
    1990年春节前,连下了两天雪,积雪有一尺厚。正月初二就要到徐水县小辛庄村演出,正月初二接剧团的车都到了,全团60人,已到的还不足40人,那也得去演呀。那天晚上首场演出前,我上台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姥爷、姥姥、舅舅、妗子、表兄弟姐妹们,我是张黑子(乳名),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今天带剧团是给姥姥家拜年来了,因下大雪演员没到齐,演出效果肯定不会太好,希望大家能理解!”下边答:“没说的!”开戏以后,演的时间不长,因天气太冷,大家说:“少演会儿吧。”演员回到住处,各家都让住暖和屋,都给准备好了热水洗脸洗脚。每天吃饭都是宴席。演员们都说,从未遇到过这样招待好的村。有的演员开玩笑问我:“馆长,你到姥姥家拜年来了,我们呢?”我说:“你们到太姥姥家拜年来了。”演出结束那天,我找到该村的支部书记,按乡亲辈我称他为舅。他问我:“外甥,这戏价怎么说呀?”我说:“给姥姥家拜年来了,你给压岁钱一万元不多,一百元不少。”因天气原因,戏演出时间较少,最后参照其他村的价格结的账。大家皆大欢喜。
    1990年农历二月末,剧团业务员把“台口”(即演出点)定在了徐水县一个村,后来因戏价较高,剧团负责人又定在了满城县的杨庄(小河庙)村。这事是很不对的。徐水县×村就在徐水县法院上诉了,事情拖了一年多,剧团解散后,徐水县法院传过我一次,因为我是文化馆法人代表。最后是我自己出的执行费。
    1991年春季,总是下雪下雨,剧团演出合同定出去的“台口”(演出点)少演了30余场,少收入一万多元。演员们不怕,饭不少吃,工资照领。剧团承包人走到这步也摆起了“肉头阵”——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合同法》有个说法,承包方失去能力时由发包方承担责任。发包方是文化馆,应文化馆承担,根据当时文化馆的人事情况,那样办会造成很多不愉快,最终,一部分演员的工资,被起诉的法院执行费也有几千元,都是我借款解决了。当时我想,宁可自己经济上受点损失,不能让大家不愉快,这都是后话。还说剧团演出,1991年农历四月底,剧团从唐县的一个村搬涞源县王安镇,途经涞源县的校场村时,被一伙人以查“演出证”为名,把剧团劫持了。演出证一般都由业务员携带,他将现金和演出证都带走了,最后将我扣留当人质。傍晚业务员带来演出证和现金来赎我,业务员刚到就被打了一顿。交赎金时,我动了一个心眼,我对劫持者头目×老大说:“你给我写个收条吧,我得有凭据出账啊。”那个恶势力头目当下就写了收条,并签上×老大的名字。我们赶到王安镇后,先让业务员住了院,第二天早晨我就到涞源县公安局报了案,将×老大的收条一并给了刑侦队。队长对我讲,×老大有前科,正在抓捕他。后来才听说这次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附近县一个小梆子剧团正在校场村演出,满城剧团比他们剧团演出水平高很多,在涞源、唐县一带他们找演出地点比较困难,因此他们买通了当地黑恶势力劫持了我们,最终想让我们离开那一带。后来从王安镇搬到银坊村。一天早晨我又去涞源县公安局询问情况,到涞源县城后,我发现那个×老大正在吃早点,我赶紧跑到公安局向刑侦队长说明情况,队长开出一辆摩托挎车,我们赶到后,那×老大已不在了,各地查了查也没有。队长让我先回银坊演出地点,我与队长说,保定到涞源的公交车司乘人员都认识×老大,我不敢坐这些车。队长给我拦了一辆银坊供销社的客货双排车。车到走马驿时向银坊应往东拐,这辆车却向西拐了,我问司机去哪里,司机答去×庄子,我胆小了,我知道×老大就是×庄子村的人,可也不敢说明,出门在外,谁又知道是一种什么情况,听天由命吧。车到×庄子后停在街上,我在驾驶室半仰半卧着,假装睡觉,心跳的声音自己都能感觉到。等得有一个小时的光景,真是煎熬啊!到银坊下车时我才向司机说明了情况,司机说:“你早说呀!”我说:“我敢吗?”后来,涞源县公安局通知我,×老大被抓住了,劫持的1000元钱和业务员被打后住院费都归还了我们。这个周期演完后,承包人欠文化馆的承包费一点没交,还欠了演员一些工资。承包人耍了赖,有些人起诉了,矛盾点都集中到我身上,只得我自己想办法将该还的账都还了。
    在剧团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再维持下去就会越陷越深。我向县文化局、县政府打了个“撤销剧团”的报告,最后经县领导批准,剧团就撤销了。这是1991年5月的事。
回头再说文化馆,1989年夏季,县委宣传部长薛振环、副部长刘广郁找到我商议举办“消夏晚会”事宜,最后决定以文化馆为主,再找些社会上的艺术人才组织两场演出。那个年代演出地点和演出设备都很简陋,就在小公园亭子上安上几个高音喇叭,效果不是很好,可观众非常多,因为是首次“消夏晚会”演出,影响很大,这就拉开了年复一年的“消夏晚会”(彩色周末)的序幕。省政府提倡搞“彩色周末”是1996年,我们提早了7年。以后,演出场次每年4-6场。
    1991年春节期间,文化馆李秀燕表演的长绸舞《嫦娥怨》为参加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春节文艺调演,在保定市人民剧院录制光盘,该舞蹈获省调演最高奖。1991年3月,文化馆被省文化厅授于“先进文化馆”称号。1991年5月,在剧场有一个大型演出,我正在舞台上监督演出,宣传部副部长刘广郁找到我说:“马(国权)书记找你有事。”县委书记马国权正在台下看节目,见面后,我问:“马书记找我有事?”马书记说:“你还存在个‘农转非’的问题吗?”我说是,马书记让我写个请示。因为有主要领导关注着我的事,“农转非”办得非常容易。1991年6月,在建党70周年前,市里通知要举办歌咏比赛,我们组织了一个有40余人参加的老干部合唱团,年龄都在60岁以上,演唱的歌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保卫黄河》;独唱演员李秀燕,演唱的歌曲是《谁不说俺家乡好》和《人说山西好风光》。6月末的一天,在保定市人民剧院参加了比赛。李秀燕获独唱一等奖(第一名),老干部合唱团获三等奖。6月30日做为获奖节目参加了“保定市纪念建党70周年文艺演出暨颁奖晚会”。李秀燕获的奖品是价值2000元家庭组合音响一套,这在当时应该是大奖了。老干部合唱团被市领导誉为“三千岁合唱团”(即40余人三千多岁),追加“特别奖”。当时领队是宣传部副部长方保怀,我是艺术总监。我们的节目震动了保定文化艺术界。
    1991年10月,我的文化馆长聘任期已满3年,被抽调去写《满城县志》,我主笔的是文化、文学、体育、旅游、社会等篇章,戴春梅接替了我的馆长职务。
1991年到1992年期间,我协助赵永、刘虎占、张彦录等人筹建龙华宫八卦阵,我和保定市报社的齐霁管宣传,写了16篇介绍“八卦阵”的文章,以“八卦阵主任连锁”的名义在《保定市报·星期刊》上连续发表,还写了不少的诗、楹联在报纸上发表。1992年农历正月十三—十五在八卦阵内栽了“万字灯阵”,这是首次将神星镇的民俗文化引进县城,游人成千上万,县主要领导首先进入灯阵,与民同乐。
    1993年初,因工作需要又调我回满城县文化馆工作,任副馆长。元宵节期间,县委、县政府决定搞大型灯展活动,燕赵街和玉川路,交叉成“十”字汇聚在主展区剧场广场。民俗灯的古朴,现代灯的豪华交相辉映。那真是白天人来人往,夜晚灯火辉煌,让人们大开了眼界。孙悟空舞动着金箍棒引得大人孩子们驻足观看。粮食局的现代化“粮食入库”灯,水泥厂的“生产一条龙”灯让人耳目一新。灯展期间,每个灯都设有灯谜,比如我做的几条满城人名的灯谜很吸引人。三峡荡舟——游江(时任县委书记);坐着飞机钓文物——陈宝升(时任县长);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薛振环(时任县委副书记);龙门泻洪——曹大水(时任常务副县长)。一共展出了5个昼夜,观众达10万人次。
    1993年春我被选为满城县政协常委,2008年春季离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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