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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七十年
作者: 张志明 | 来源: | 日期:2014年4月2日
    这时候把我关进大队部,白天强迫我抬大石头垒“扬水坝”,晚上让我举双手站着,有十几个人轮流审讯我。不让睡觉,第二天还要去干强体力劳动。审讯我的一位头目问我:“你为什么说毛主席住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在海里那他成了什么?你真是反动透顶!”这样的问题我如何回答呢?连续几天,实在顶不住了,说真话,过这样的日子还不如去坐监狱。我决定进行“绝食”。绝食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他们就把我放回家了。这样折腾了一段后,我去找“四清”工作队长申诉。工作队长让我给某领导写大字报。当时我并不理解工作队长是什么用意。在他表面支持下,我就鼓起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勇气,连夜写了对准某领导的大字报,其结果我是撞到了人家的枪口上。我反抗了,可又以失败而告终。我也明白失败的原因,正如人家说的我那样“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但是我不后悔,自我感觉进步了。我的挑战更加剧了对我的迫害。他们以“破四旧”为名抄了我的家,把几纸箱线装书,其中有原版的《康熙字典》、有潘龄皋(河北安新人,清末乙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民国甘肃省长,著名书法家)的近百字横幅、一幅中堂、两个条扇、一方印、还有陈云诰(易州人,光绪29年进士,癸卯科翰林,1956年任中国书法研究社社长,著名书法家)的一幅“七绝”诗的中堂、还有画幅(不知是谁画的了)等,都被烧掉了。我母亲藏在椽子眼的十数块银元也被洗劫去了。1966年秋,我正病中,指名派我去马连川干加固水库工程,大队领导请两位解放军战士与我“结对子”抬土,他们两个人对付我自己,我能受得了吗?1966年冬,“四清”工作队撤走后,又进驻了军宣队,我被抓到大队荆编场一个大北屋,对我进行批斗,让我跪在一个板凳上,举着手,脖子上挂上筐,筐内装上两个土坯(大约40斤)。下边有人领着喊:“打倒刘邓走狗张志明”、“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张志明”等口号。大约有一刻钟的光景吧,我就真的倒下了。当时我真想用筐和土坯砸向下边,可下边大都是群众,其实我也没有力气举起筐来了。这时一个当兵的大声质问我,让我交待,我交待什么呢?这个当兵的又指责我:“张志明同志(称了我个‘同志’),臭知识分子,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接下来又一人质问我(这人过去与我关系不错,他也许是为了洗清自己没有和我同流合污吧——我不怪他):“你过去画过画卖,你为什么画《宋江题反诗》,你是不是想造反?”我交待说:“毛主席不是说‘造反有理’吗?”又引起一片斥责:“你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邓的走狗,你想造贫下中农的反,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从这天开始又把我关起来了。那天夜里,一位王姓哥哥(比我大一岁)冒着危险偷偷到我家去安慰我的母亲,还拿去了几个苹果,在这种情况下,能有这种举动的人仅此而已,我将终生难忘。
    1967年1月9日,我正害胃病,疼痛得非常厉害,去了一帮人将我从收留我的王姓大娘家抓走了。连鞋子都没让穿,在一户人家里,围着很多人,对我乱棍毒打,昏过去几次,棉衣被打烂,浑身的肉成了青色。打过之后,把我架到大队饲养室,派一个人监管我。夜间,非常冷,几天不吃饭了,冻得我发抖。饲养员高姓大爷把他的皮袄盖在我身上,监管我的人把皮袄拿走说:“我盖吧。”高姓大爷怒斥他:“你别太过分了,把皮袄给他盖上。”是那位高姓大爷的正义与威严震慑了他,很不情愿地把皮袄又给我盖上了(高姓大爷早已故去了,我也没来得及报答他)。他们放了我以后,我扶着墙慢慢回到王姓大娘家。这时我才知道,我妈妈闻讯我被抓走后,用菜刀砍了自己,被送往医院,缝了有10针。说起那位王姓大娘,我很对不住她,我姥姥在我那里养老时,大娘曾经照看过我姥姥,我也未曾报答人家。我被打之后,可奇迹出现了,我幼年就患了胃病,疼起来真是要命,那个年代没有特效药,这次竟然被打好了,直到现在40多年了,再也没疼过。前年做“胃镜”检查,胃里有很多出血点,那是过去的胃出血。看来这次是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保定市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棍棒下的奇迹》说的就是我胃疼被打好的事。我母亲出院后只有投靠亲戚去了,我也没办法在家呆了,到满城投靠了一个群众组织。
    到满城后,可以白吃饭,就是帮助办“大批判”专栏,刻印传单,当时在满城我与一位杨姓的人刻版被人称赞,“仿宋印刷体”刻得非常整齐,在此期间展露出一点小“才气”。后来听说有两位“支左”的解放军比较欣赏我,从三名侯选人中选两名后备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当然我又被“家庭历史问题”刷下去了。我所避难的大本营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就疏远了,有一天夜里到部队去“抢枪”就没让我去。那个年代,人们的警惕性都非常高,绝不允许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队伍。
    1969年,曾经欲置我死地的人们开始被整了。我没有整过任何人,没为谁写过一篇材料。有一天,整我最严重的那位被关起来,我到关他的屋看了看,他以为我去报复他,我对他说:“我不会整你,可我也救不了你。”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善待?为什么不能宽容?为什么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呢?主动退一步如何?
    1973年刚过了元宵节,我母亲说乳房有个硬核,我就带她到神星地段医院检查,当时保定市第三医院来了不少人,充实到神星地段医院工作,其中外科专家鲁大夫非常有名,他诊断后说是“乳腺癌”,建议到保定诊治。那时候,我还没听说“癌”的可怕性。我陪着母亲到保定第三医院,一位耿姓专家进一步检查后,说明严重性,我当下就懵了,夜间我在住院部走廊里哭了一夜,天明后到病房看到妈妈,还得装笑。耿大夫和几位专家会了诊,告诉我说已到晚期不能手术了,只能到省医院进行化疗,在那里住进了简易病房。有一天妈妈说想吃鱼,一个保定市竟然买不到鱼,于是我就坐市郊火车到神星(惠阳)车站,再步行去龙门水库。在那里还真买了几斤小鲫鱼,回到家做熟,第二天坐早车再送到保定省医院。我妈吃了我做的鱼后说:“真香啊。”其实这是妈妈安慰我,我不可能做那么好吃,妈妈已经到这种状况了还对她的儿子……可怜的妈妈呀!化疗了一段时间,医生建议出院回家养着,也只能这样了。回到家后,明知妈妈的病不会有什么转机,但是也得想办法治啊。神星医院一位李姓中医医道很好,让他开方抓药,隔一天去一次神星抓药。也找偏方治疗,还求过“神医”,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没效果。当时大家都较穷,借一元钱都困难,借个自行车到神星抓药都不好借。1973年农历七月,妈妈病重期间想吃个冰棍,那时我们山区没有经营者。我的表侄商五成骑自行车从徐水绕保定,买10几支冰棍用暖壶盛着,一手提壶,一手握自行车把,从保定再到我家让妈妈吃。徐水表侄家到保定60里,保定到我家70里,130里路程提着暖壶骑着车很不容易。这也是表侄孝心所至。表侄称我妈姑奶奶,从他两岁时就跟着姑奶奶直至长大,他的父母打一下,姑奶奶都不依。可以说待他不亚于我。其实老人待孩子都这样,隔辈人更甚。孩子们对老人应该想到这一点。有一天姑母家几位儿媳来看我母亲,拿来的挂面,那个年代也没的可拿。中午待客只能煮挂面了。做饭是烧烟煤拉风箱,时间不短了就是不开锅,把锅一掀,没水了,锅漏了,火也被浇灭了,“姜子牙卖面”的遭遇不过如此吧?那个锅还是1962年用稿费买的呢。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位王姓队长对我很好,也同情我,他派我和另外一位老人看管果园,白天那位老人值班,中午我换他吃饭,在果园搭了一个草铺,堆了一个土台当床,晚上我值班,把被褥放好像有人睡觉,我就回家看护母亲。正值炎热的夏季,前半夜我给母亲用蒲扇扇凉,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我姥姥也来了。1973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廿八)下午,高音喇叭上广播全体社员开会,平时我母亲都让我赶紧去开会,免得又遭批判——“文革”中我母子都患了“高音喇叭恐惧症”——那天妈妈却说,你去请个假吧,要好好跟人家说,别参加会了。我也感觉到妈妈病情不太好,我叫来了村里的医生,大概下午4点来钟吧,我母亲被痰憋得喘不过气来,医生为我母亲插了一个橡皮管,我就用嘴给母亲吸痰,母亲睁了睁眼看着我说:“孩子,我冤哪!”说完就故去了。我本家几个人帮忙将母亲停放到门板上,放了一夜。没有棺木怎么办?我跑到公社求助,未果。本家一位哥哥问我有没有胆量,他接着说,在大队旧库房有几口棺木,是“破四旧”时弄的富农家的,有胆量就把棺木抬回来用。母亲的过世,巨大的悲痛使我失去了理智,让我去死都可以,什么都不怕了。人们给我找来两根通条(通火炉用的),走到大队旧库房前,我也是急劲,用手将两根通条一掰,把锁就弄开了,十几个人把棺木抬到我家,将母亲遗体入了殓,紧接着抬到墓地,砌了个石头套,就草草安葬了。我的“抢棺材”事件引起了轰动,褒贬不一。公社也来人找过我,我回答,以后我赔钱。几年后,按照当时的市场价赔偿了那家主人。
    妈妈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被歧视的一生,是被迫害的一生。她幼年丧父,22岁丧夫,为了我不重蹈她寄人篱下的覆辙,立志未改嫁。母亲痛失亲人的泪水伴随了她的一生。政治的迫害把她的心搅碎了,她的病与精神折磨是有直接关系的,再加上望子成龙化为泡影,从未让母亲有过笑颜,终年刚刚53岁,我的妈妈太命苦了,妈妈,没能让您老过上一天好日子,是儿子无能啊!
    1973年初冬,我借钱买了一辆水管自行车,做水果生意,冬季趸柿子到沧州、霸州等地去卖,带着将近300斤的货每天走将近300里的路程,那真是出绝力啊,还得偷偷摸摸地走,神星那里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室”)专门截做生意的人。神星不敢走,就得翻山越岭过石井,推着那么重的货还得黑夜偷着爬山走。过保定更胆小,如果被抓住就得拍卖,那就赔多了。我被拍卖过几次。有一次去河间回来途经保定南阁,发生了一件令我们做小生意的高兴的事,围观的人还未散尽,正兴高彩烈地谈论着,原来一“打办室”人员拦住了一位进城卖萝卜的老人,说要没收,那位老人都给“打办室”人员跪下了,还是不放,围了好多人。一位骑自行车的路过这里看到这种情况,打了“打办室”的两拳,骑上车就跑了。围观的人欢呼起来了,“打办室”的这才放了那位卖萝卜的老人。那位骑车人是正义之拳还是同情之拳,应该说兼而有之吧!
    1975年5月,我们有一批做小买卖的被当地“打办室”和村领导定为“投机倒把分子”,我当然又是重点,我们被弄到翟家佐戏台上(那天是立夏庙会)交待问题,我又被抄了家,也没抄去什么,我的“屋”里除了一口锅外,就是自己做的泥瓮。“打办室”的人戏弄说,张志明家连老鼠都得饿死。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当晚,村子里放鞭炮以示庆祝,我和一些乡亲们在村东头一座小桥上乘凉,其中一个小伙子听到村里放炮就骂起街来了,有人告了密,大队的领导认为是我操纵的,于是通知了公安局,意思是我“反对邓小平”,想把我抓走,公安局的人把我传去问明情况,又调查了在一起乘凉的乡亲们,其实和我没关系,也没抓走我,那个小伙子骂街也不知道为什么,算是骂糊涂街吧。我要写这笔的意思是“文革”开始时说我保“刘邓”,邓小平复出又说我“反邓”,以后又说过我“反对华国锋”。总之有人想整我总得找出“整我的条件”。有意思吧!粉碎“四人帮”后,我说过“红花还得绿叶扶”的话,是把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姓氏的巧合说了这样一句话,并没有攻击谁的意思。1978年春季,忘记又是什么运动了,就因为“红花好也要绿叶扶”的那句话,报县有关部门批准,对我进行“批斗”。批斗算是敌我矛盾了。因为我的罪情较重,单独对我关押,派专人看管,又是每天写交待材料。看管我的人对我说:“志明,我对不起你,你是好人,那次打你我也下手了,这次又让我来看管你,不好意思。”我说:“我不怪你,凡是打过我整过我的人我都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误会了我,现在让你打我,你还能下手吗?”第二天看管我的人又告诉我:“张××要来给你送饭,他为你这次挨整很不服气,他说这是故意整你。”这位看守说的张××是我的一位远房大伯,他也曾误认我是坏人。这个时期的乡亲们基本上没几个人反对我了,大都认为我是无辜的。那一天,我姥姥来看我了。她老人家快80岁了,从姥姥家到徐水火车站要走10里路,从神星下火车到我家要走8里路,背着几十斤薯干给我送来,恰恰我又被关押,不允许我晚上陪姥姥住。这样大岁数的老人负着重看望她唯一的亲人,她走时也不允许我送,她老人家的心里……我姥姥就留下了我母亲,我母亲就我一根独苗,天哪!过了几天,我被押到大队部批斗,当然弓着90度的腰,陪斗的有10余人吧,那天陪斗者都被打了,唯有我这“主犯”没挨打,乡亲们可能觉得我这人还不算太坏。那天弯了三个多小时的腰,已患了高血压的我晕倒在台上……我们这些“罪犯”白天集中劳动,晚上写交待材料。一位公社女领导看完我的交待材料说:“志明,你写的交待材料很有文采,你如果不站错队应该是个有用的人。”看看,写交待材料竟然也写出水平来了,写多了熟能生巧啊!这次“学习班”大概被关了4个月,也不知道上边又有什么新精神,稀里糊涂地被释放了。我也忘记是哪一年了,县里边给了个“平反通知书”,大意是“加给你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你受委曲了,对不起。”我将近40岁了,还从未听到过上级给我道歉,是否有出头之日了。
    写到这里,顺便说几句话,刘邓也好,华国锋也罢,我谁也没有反对过,咱们一个平头百姓和人家相距太遥远了,有什么资格反对人家呢?根本没有前提呀?
还有我在生产队劳动时期,一位王姓队长很照顾我,让我赶过毛驴,卖过挂面,卖过面酱,种过菜,挑过大粪,挑过尿,这些事情在那个年代,算是省力的轻活儿。
    1978年秋的一星期天,我到惠阳厂去找一位喜欢诗的朋友王玉明,我和王玉明谈起我们共同的已故朋友李耀辉的一些事,后来又谈起了写诗,谈得很愉快。旁边有一位是王玉明的同学叫祁进才,谈起诗以后他也偶尔插几句话,总之很投机。临别时我邀祁进才下周到我家去玩。那天祁进才果然到我家去了,在我那小屋中二人在炕上盘腿而坐包饺子。从那天以后,我和祁进才的感情迅速升温,每周或是我去惠阳找他,或者他来找我,非见不可。他去吴桥县探家回来后,先到宿舍放下物品,然后就来找我,我们经常彻夜谈,谈得最多的是诗,互有唱和。祁进才虽然写诗不多,可都有诗味,有一次和我谈了整整一夜,在出我村的路上,春的意境触动了他,于是他写道:“小莺最解行人意,唤醒桃花三两枝。”多么洒脱,多么优美,可谓诗不在多,好诗一首足矣。我与祁进才的交往还有一个小故事,我在远达度假村主持筹建时,他去找我,我住着里外间,里间仅一张单人床,我让他睡床,他让我睡床,最后我二人都睡客厅的沙发上。还有一次,我二人与满城一位朋友约好相见,那天下着非常大的雨,我和祁进才披着雨衣骑自行车行30里路到那位朋友家,结果他不在,好容易找到他后,那位朋友说:“我考虑这么大雨你们肯定不会来了,真没想到。”他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诺言究竟值几何?我与祁进才交往几十年了,从未有过经济往来,可谓“淡水之交”。我来满城工作后,祁进才后来去了保定,见面机会少了,可我们之间的心不会因此而稍远。有人称我的朋友圈中有“三齐”即祁进才、齐霁、李占其。
    1978年初冬,我姥姥投奔我这个唯一的亲人来了,她在徐水的全部家当——8根檩条,一对立柜、还有些杂物用一辆拖拉机拉来了,这为我后来盖房起了很大作用。1977年或者1978年以我叔伯弟弟的名义批了一块宅基地,因为那时我正挨批斗,不可能批给我,以他的名义批下来后,老家的我那一份就留给了他。
有了宅基地以后,我的一位刘姓朋友和祁姓朋友对居室进行了设计。1979年春天,勉强把房盖上了。本村的施工者计算错了尺寸,房子盖低了,窗户安不上,又锯掉了一截窗户。咳,错就错了吧,都不容易呀,得容人处且容人,况且每个人都难免做错事。
    1980年立夏庙会,在我家举办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请客的宴会,惠阳厂的祁进才、刘亚平、张怀正、王玉明、李立,南峪村的史殿臣、严文玉,本家一位叔叔和本家哥哥、弟弟近20人。宴会上,大家都作诗联句,尽兴发挥。最让人难忘的是,两只燕子从窗户飞进屋里,转了两圈飞出又飞回,连续三次,大家都非常高兴。
1980年刚过了麦收,生产队有10亩果园让社员承包,规定的承包条件太利于承包者了。条件规定,只限于本队社员承包,这样一来竞争对手就少多了,每天生产队给承包者记5个工,自然灾害由生产队承担,销售完苹果后再交承包费。承包者只赚不赔,没有任何风险,这里边有其承包内幕,实属“不平等条约”。我的朋友刘亚平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了解了苹果的市场价,看了苹果的长势,要我一定要包到手,最少纯挣3000元,那个年代的几千元可是天文数字,劳动日值仅2-3角,不了解行情的人是不可想象的。祁进才、刘亚平等朋友经常到果园照看,有时夜间就住在那里。我姥姥也住在果园里,老人很善良,过往行人她都给摘最好的苹果让别人吃。有一天夜里刮大风下暴雨,我的朋友祁进才等人就没能睡好觉,起大早赶到果园询问情况,和以往落果差不多,他们才放心了,而与我的几块邻园的落果大都有一马车。是上天眷顾了我吗?不得而知。
    1980年我有另外两大喜事,一是过继了本家侄女张秀菊(后改名张胜峰)为我的继承人。出娉在徐水县小辛庄村,我侄女很能干,日子过得很好。二是认了一位干女儿(义女)刘莉,家住在北京,她父亲刘玉臣,老家在徐水,我二人是一起长大的,待我就像亲弟弟。刘莉上高中时暑假期间都来我家住一段时日。1984年7月,她在北京120中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技校,当了空姐,已经飞遍了世界各国。
    1981年到1982年,我的一位三伯父让他的两个儿子与我合伙做糕点生意,将近三年没挣多少钱。虽然没挣钱,可我80多岁的姥姥患了老年痴呆,这二年中,白天我的两位堂嫂为照顾我姥姥帮了不少忙。我姥姥的痴呆日趋严重,仅能记住青年时代的事,有时候她连我都不认识。每天夜里睡觉我怕她起来摔倒,在她头前放两把椅子,用布绳栓到椅背上再栓到我的胳膊上,姥姥若一动,我就知道了。她成天要说给别人做饭,我不在时姥姥和好多面,有时烙饼放煤油。我如果说她,她就批评我:“好多人给你干活,你不让人家吃饭,真心狠。”姥姥即使这样糊涂,从来也没说过不理性的话。我的几位朋友祁进才等人说:“老人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有一次我下班回来,姥姥又不在了,我很有气,嚷了姥姥几句,现在想起来,这都是罪过呀!电台里广播节目若有人哭,姥姥就吩咐我:“快去劝劝人家吧,别哭坏了身子。”姥姥的一生总是想着别人,帮助别人。我有三位姨,都不是姥姥亲生的,这三位姨对姥姥都非常好,听姨们说,姥姥待她们超过我母亲。我三姨对我讲,1960年时,姥姥从滑秸(小麦脱粒时用碌碡碾压过的很光滑的麦秸)里翻出点麦粒都给三姨送去。以后大家的生活好点了,几位姨也没忘记姥姥的好处,也经常买点好吃的给姥姥送去或捎去。有一句俗话说:“百日床前无孝子”,细想想这是为自己的不孝找的“理论根据”,反过来说,老人们对待子孙可就不一样了,“头顶着怕歪了,嘴含着怕化了,手拿着怕掉了,要星星不给月亮。”老人们对待孩子可是“百烦而无一厌”,就拿我来说,因为我母亲的病,因为我姥姥的痴呆,似乎是做得好一点,仅仅是好一点而已,乡亲们却给我送了个“孝子”的美名,很惭愧,其实做得差远了,我不止一次让母亲生气,我还责怪母亲为什么不带我改嫁到一个出身好的人家。虽然知错后为母亲罚跪,我跪时却惹得妈妈一顿痛哭——又勾起妈妈的辛酸事。我也多次嚷过姥姥,记忆中姥姥却一次也未嚷过我,姥姥对我的教诲都是和风细雨式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多做好事,顺情说好话,不要伤人。”我两岁时就没了父亲,虽然那时还没有记忆,我想象姥姥为了我母子肯定费了不少心,也流了不少泪,为我的成长也会搅尽脑汁,我是姥姥和妈妈唯一的生命线。1948年我奶奶去世后,姥姥就把我接到她那里供我上学,尤其是在北梨园村上高小的那二年半,姥姥每天起大早给我做饭,中午的干粮总是让我带最好的。那一段有姥姥照顾,生活上没受过委曲。可我对姥姥养老的过程比姥姥养我小的过程差得太远了,姥姥是天,我仅仅是地。1983年农历五月末,姥姥闹了一天肚子,请大夫输了几天液,这几天,街坊邻里和本家一些人都来看望姥姥,不少人日夜帮我守护,惠阳厂的朋友祁进才等人天天来看望。姥姥睡了12天觉,六月初一刚过子夜,姥姥就过世了,给我带来巨大悲痛。两位堂兄张万春、张志增陪我将姥姥的骨灰送到徐水安葬。
    承包果园挣了些钱,没钱的难处我是刻骨铭心的。我本来是全村最穷的人,现在有了钱如何花,要有一个选择。我村有一个立夏庙会,我想在庙会上设立免费茶棚,供应上庙会的人免费喝茶水,我与惠阳厂的朋友祁进才等人商议,大家都拥护。庙会那天,买了很多干柴,安了两口大锅,买了茶叶,雇了一些人挑水,惠阳的几位朋友也来帮忙,赶庙会的人也主动帮忙,我很感动,这样连续6年都在庙会上设立了免费茶棚。
1982年,我又雇用马车和人工修寺角村到神星的路,那时路面还未硬化很不好走,只是修补过几次,咱们没有实力大动工的。
    1983年到1988年我和几位乡亲承包了石料场,我任场长,那时的石料场属于高耗能、重体力、薄利润的企业。几年下来,挣钱不算多,经营的很顺利,没出过较大的工伤事故,股份之间没发生过任何争执。应该总结的是,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有合作者,主要领导人除了精明筹划、正确决策外,最重要的是以无私的胸怀,团结合作者。几年下来,大家都很高兴。
    该说说诗歌了。诗歌是改变我命运的杠杆,是它成就了我后半生的事业。我对诗的最早接触应是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为我逃学写给我的劝勉诗。接触最多的是1958年在徐水时那些“墙头诗”,虽然说的是大话和空话,可却觉得好玩。比如“一个米粒煮一锅,一穗玉米拉一车,高粱杆上安电线,坐着西瓜过黄河。”这比起我写的第一首所谓“诗”好多了,“阳光照在大地上,全国人民喜洋洋,多快好省搞建设,三面红旗来导航。”这不是诗的语言,纯属政治口号。上小学时老师没有正规讲过诗,真不知诗为何物。到齐齐哈尔上学时,高中课本上有一首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老师给讲解了一番,略微知道了点点。后来在张家口我的一位女朋友给我写的一首爱情诗(前边已经说过了),因为它是爱情的足音,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前,我在本村追求过一位女性,画了一幅水彩画,配了一首“隐名诗”,“我来花卉丛,唯爱鸾凤鸣,前事永难忘,悲叹卧亭中。”因涉及隐私,在此不注明了。批斗我时将其列为“反诗”,这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狂热者将“前事永难忘,悲叹卧亭中”句是说我“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永远不会忘记,在无产阶级的铁拳下只能在一边悲叹、呻吟。”他们很会解释,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就是这样,如出一辙。
     从1979年(我被平反)后,我对诗的爱好到了痴迷的程度,几乎每天都写,新体旧体一齐写。订了《诗刊》,还上了诗刊杂志社办的诗歌培训学校。地里干活,走路脑子里都是诗,我为诗都失眠了。到1986年,我写的各种体裁的诗有几千首,虽大都质量不高,它毕竟给我打下了基础。我觉得要走艺术之路达到了忘我的痴迷状态,才有可能成功。
    1986年春,神星乡文化站长李占其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写诗,并且写得非常多,动员我发表,他倡导的星星石文学社成立了,创办了不定期的铅印文学社刊《星星石》,让我当责任编辑,大约出了4-5期。后来《保定市报》文艺部(副刊部)编辑王大民、齐霁、张祝丰、王育新等人来神星文化站采访,李占其让我参加接待,我们游了龙潭景区。文艺部副主任王大民、诗歌编辑齐霁与我商议,能不能把神星的诗歌推向外埠,推向社会,问我能不能出资金举办保定市(三区两县)规模的“神星诗会”。我答应筹措资金,神星文化站长李占其帮助谋划。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由我发起、神星文化站承办的“保定市神星诗会”于1986年9月29日到10月1日在神星文化站举办,参加诗会的作者、记者、编辑共80余人,大家在一起谈创作、谈体会、交流作品、老作者给新作者改作品,大家都非常兴奋,连续两夜几乎都没睡觉,彻夜长谈。正如齐霁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年代、诗歌年代,把文学创作视为神圣,很少有功利思想。与会者好像非常单纯,除了诗以外,其他的好像都不存在。那个年代交的朋友,并没有多少经济上的往来,可一直到现在大家的关系都非常好,比如王大民、齐霁、李庆恒等。王大民与齐霁已到外地工作很多年了,我和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齐霁在《深圳特区报》工作,我们每周都要通电话,还在谈过去那段美好时光,谈谈新创作的作品,交流思想意识等。每次齐霁回保定探亲,第二站准是满城,他心灵深处已把满城当做第二故乡了。齐霁与当年祁进才在这一点上很相似。10月1日那天上午,朗诵会把第一届神星诗会推向高潮,大家都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我朗诵的是长诗《答友人·谜》,神星戏校的演员和神星本土的业余歌手为诗会助兴演出。王大民作词、蔡海波作曲的专门为我创作的《神星恋》由保定市一位歌手演唱。诗会结束后,《保定市报》反复报道并发了诗歌专版。神星诗会在保定产生了很大影响。应该说“神星诗会”是我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里程碑,从此后,我的作品不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在这里成就我的,首推《保定市报》的韩克定、王大民、齐霁、李庆恒、王育新等几位朋友。
由于神星诗会的影响,刘虎占、张树青、刘淑英、杨英、杨朴、李艳静先后拜我为师,这都是我的喜事,他们对我都有很大帮助。
    第二届神星诗会于1987年5月5日——7日在惠阳厂招待所举行,仍然由我出资。邀请了北京、天津、河北省的知名诗人、词曲作家以及《北京晚报》、《今晚报》、《河北日报》、《河北文学》、《保定市报》、《保定日报》的编辑、记者近百人参加了诗会。《北京晚报》李凤祥、电力部文协顾绍康、《河北文学》靳亚利、词作家郑新兰(代表作《我的家乡在河北》)、曲作家晚笛等。5月5日晚,著名诗人们为诗作者讲了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对诗歌的发展与现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北京的一位诗人对保定某诗作者的作品进行了点评。说他的诗千篇一律,就一首诗,话虽尖刻,但指出了一些作者的毛病之所在。那位北京诗人的说法可谓:“方法简单,意义积极。”5月6日到寺角村立夏庙会上进行采风活动,还到我的居室看了。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韩成武教授在《同诸公走访诗人张志明》诗中写道:“……张公石室陋而小,檐低不足留巢鸟,房门虽设未尝关,落花满地凭风扫。……午时屋内已黄昏,对影依稀梦里人。家财唯见书满架,村中未有如公贫……”的感慨。5月7日上午,在惠阳厂招待所举行了朗诵会,我朗诵的是怀念母亲的长诗《沉重的怀念》。然后举行了闭幕式。为期三天的“第二届神星诗会”结束了。《保定市报》、《保定日报》都发了专版,《河北文学》选发了诗作,《北京晚报》发了消息,并选发了诗作。这届诗会在河北省和北京市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6、1987我连续两年被评为保定市劳动模范。1987年被选为满城县政协委员,被河北省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被河北省政协评为“河北省各界人士先进个人”,并出席了“河北省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受到了省领导邢崇智、尹哲的接见,共进了午餐。
    1987年夏,《农民日报》记者孙建华在县委宣传部刘广郁的陪同下,到寺角村采访了我。之后,由孙建华、刘广郁署名的《山乡的韵律》长篇通讯发表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并配发了“编者按”。同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选播了这篇通讯。县委书记不无戏谑地说:“今天张志明是八亿农民的老大。”据说《农民日报》在刊登《山乡的韵律》前,报社内部为那篇稿件放的位置有争议,个别领导不同意发头版头条,总编勉强同意发。中央电台一摘播,又都说发在头版头条正确了。   
    第二届神星诗会结束后,全国多家新闻媒体不断发消息,写评论,影响越来越大。我的作品也走上省报、省文学刊物和首都的一些大报,也不断介绍我的一些情况,我的名字被吹出去了,并且吹得很远。
    1987年夏,有人为我介绍了一位在满城的女朋友,比我小九岁,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第一次见面,我就将我家里穷,身体有多种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她,想把她吓走,可她并不在乎这些,还很欣赏我的坦直。说真话,我配不上人家,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如果真的成为夫妻,我只是一个幸福的索取者。她说,如果真的爱对方,不能说谁是索取者,谁是给予者,真正的爱情就要包容,包容也是幸福。真不得了,她对事物的认识比我强多了。很多朋友认为我们很般配,因为种种原因,客观和主观的,总没能走到一起。我给她造成心灵上的创伤是很严重的,她总是看我的优点,拿我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相比。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罪人,我对不起她,可她就永远没恨过我,越是这样,我越是愧疚。我能做的只能是对她的祝福,希望后半生幸福!
   《北京晚报》的李凤祥(满城籍)和电力部“文协”的顾绍康(保定市籍)找到《农民日报》副刊部主任苏林,想把“神星农民诗会”推向全国,和满城县有关领导谋划,在前两届神星诗会的基础上,促成全国规模的农民诗会。1987年9月底,县里决定由县委副书记于文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广郁、县文联主席商清汉和我赴京进一步商议诗会事宜。那天有大风,气温下降,我们坐着县里唯一一辆卧车“伏尔加”去了北京,原则同意1988年春季在满城举办全国农民诗会。
    1987年中秋节,那天下着小雨,新任县委宣传部长薛振环和副部长刘广郁,淋着小雨专程到我家访问,他们还买了啤酒和凉菜,中午就在我家吃的饭。我们谈的主题还是神星诗会。
1988年2月,《中国日报》(外文版)以半版的篇幅向海外报道了我和神星诗会一些情况,这又引起了海外诗人的兴趣。之后《保定市报》发了题为《农民诗人张志明的事迹,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报道,全国农民诗会召开前的舆论达到了相当的热度。
    全国农民诗会组委会也成立起来了,主任由县委常委高霜来和《农民日报》副刊部主任苏林担任。顾绍康、李凤祥等担任顾问。《农民日报》派记者刘冰、丁晓红为代表先期来满城做联络和筹备工作。在诗会开幕前,县领导和神星镇领导为诗会冠“神星”之名还是冠“满城”之名,有不同意见,双方都做我的工作,我请北京方面定夺。北京方面说,全国农民诗会之所以在满城举行,就因为有前面两届“神星农民诗会”,像满城这样的县在全国很多,而神星这样的镇是绝无仅有,还是应该称“神星全国农民诗会”。诗会经费的筹措也是大事,由主要领导定的基调是“少花钱,办大事”。宣传部长薛振环带领刘广郁、商清汉和我先后到保定、石家庄请示经费。市领导给批了1万元人民币,市委书记韩立成带领县领导去文化部,文化部给了8000元,又到企业上筹措了5000元,共计23000元。诗会结束后,还有剩余。如果现在要开那样高规格的诗会,最少需要50万元。诗会开幕前夕,神星文化站被定为参观重点,县主要领导亲自察看对文化站的布置。满城大街上粉刷一新,彩旗招展,到处张贴欢迎标语,大街小巷干干净净,像过盛大节日。4月21日,各省市的(农民)诗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今晚报》、《珠海特区报》等18家新闻单位(当时报道15家)和13省市的诗人(当时报道10省市),外省市诗人45名,本地诗歌作者60余人参加了诗会。满城县招待所人来人往喜气洋洋,那几天,我成了各新闻单位采访重点。各地的诗人们也都找我座谈,交流创作经验。傍晚,我陪几位记者、诗友去满城大街观光,当地百姓还不认识我,人们议论说:“张志明是干什么的?能引来这么多人。”清洁工人们也议论:“张志明把咱们倒腾的多清扫几次大街。”当然这都是小花絮。4月22日上午,与会者集聚在县招待所会议室,举行开幕式。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局副局长常泊、《农民日报》副总编梁振明、河北作协主席尧山壁、保定市委书记韩立成、满城县委书记刘树欣在会上讲了话。副市长赵燕、王坦等也出席了开幕式。常泊代表文化部对满城县群众文化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全国满城县是一个突出的典型。韩立成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神星全国农民诗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下午,与会者围绕新时期农民诗歌创作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发来贺信,对神星全国农民诗会的召开表示充分肯定并给予热情鼓励。
    第一届和第二届神星诗会的谋划者王大民、齐霁、李庆恒等在全国诗会期间显得更忙,他们除了采访诗会的全过程外,还要采访外省市诗人、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及各级领导,在《保定市报》随时发稿。4月23日上午,全体与会者乘车到神星镇参观文化站,党委书记殷进生、镇长王文启、副镇长李占其带领工作人员和各村助兴来的各种花会在街道两旁和镇政府广场欢迎。在那里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我朗诵的是《火之咏叹调》(1988年5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照片)。仪式结束后大家又乘车去狼牙山参观。诗会期间,大家拿着手电筒参观了尚未清理开发的满城陵山汉墓。
    神星全国农民诗会从1988年4月21日报到,22日开幕,27日闭幕,它对满城县和保定市乃至全国诗坛的振兴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满城县,在全国诗会的影响下,全县成立了30多个文学社团,仅神星镇能在公开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人就有20多位。诗会提高了满城县和神星镇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神星全国农民诗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河北日报》、《今晚报》、《中国消费者报》、《珠海特区报》、《保定市报》、《保定日报》先后报道了关于诗会情况和我的一些消息。《农民日报》发了耿春城题为《精神万元户张志明——写在神星全国农民诗会召开之际》的文章(1988年5月17日);电力部文协秘书长顾绍康5月17日在《农民日报》发了《农民诗人心底的爱》的长诗;1988年6月17日《河北日报》发了刘广郁题为《采石者》的文章;《文化天地》发了保定市文明办题为《一颗炽热的心》的文章;《燕赵风情》发了齐霁、刘广郁题为《走向全国的神星诗会》的文章;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作了15分钟的专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专题报道。我的诗歌和文章不断被各级报刊选发,当时的热点几近沸腾,就像今天对某些人的炒作吧!把我“热”得有些昏昏然、飘飘然,从一个“阶下囚徒”一跃成为“风云人物”,有些“昏飘”正是不成熟欠修养的表现,非君子之风范。后来冷静下来后我深思,我究竟干了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呢?也就是发起了几次老百姓并不认同的诗会吧,至今想起觉得自己太可笑。
    1988年7月,经县政府批准,满城县文化馆要向社会公开招聘馆长。县委宣传部长薛振环、副部长刘广郁找到我的老家要我参加竞争,神星镇领导殷进生、李占其很支持我竞争馆长。7月20日上午,由副镇长李占其陪同我来文化馆参加招聘会,竞争者有三人。由副县长申福合、文化局长范福祥、副局长杜连喜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评委班子,参加投票的有文化馆几位代表和25个乡镇文化站长,经过答辩,最后投票,我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获胜,经过公证处的公证,正式聘为文化馆长,聘期三年。后来听说竞聘文化馆长早已内定他人,我和另外一人只是陪衬。全国诗会刚开过不久,我的声望正在风头上,决策者忽略了这一点,我当聘馆长是大势所趋。获胜后,我和李占其回到神星镇,镇领导殷进生等人正在等候佳音,我成了凯旋归来的将士,他们设宴招待了我。1988年7月22日,我到县文化馆上任。我终于成了吃公家饭的“长”了。上任后,聘任戴春梅、杜克辉、赵德庆为副馆长。安排就绪后,建立了一个“以文养文,多业助文”的小印刷厂,一个照相部。同年8月,与县司法局、驻军某部防化连成立了一个“法制宣传队”,满城县的文化下乡活动从那时就开始了。之后每年春秋两季都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年下乡50-60场,经过多年坚持,被群众誉为活跃在满城县的“乌兰牧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韩靖云专程来满城采访了我和文化馆,采访了宣传队和小印刷厂,做了22分钟的专题报道。一个农民担任县文化馆长在全国也属首例,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文化馆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化馆有个馆办河北梆子剧团,业余性质,政府不补贴。疙瘩屯村三户农民承包了该剧团,承包期为三年,每年向文化馆递增交8000元、10000元、15000元(实际上没交款),派副馆长杜克辉协助管理,聘请了保定地区河北梆子一团6名主要演员充实剧团。当时的演出阵容在保定地区属一流,演到哪里红到哪里。剧团流动性太大,一般5——7天换一个“台口”,比较艰苦,演员的组成也很复杂,“吃戏醋”、拉帮结派是剧团的通病。普通演员争主演,当了主演又拿“劲”,挑拣宿舍、挑拣远近,很不好管理。有一天我对他们讲话说,以后剧团做一个旋转的大房屋,有阴面有阳面,谁也不远不近,这样就没差别了。有人戏谑地说:“要生气,弄台戏。”这话一点不假。说句以后的话,剧团解散后,一位喜欢文艺的县领导让我再把剧团成立起来,让我任团长,我笑着回答:“宁蹲三年狱,不领一台戏。”1989年农历二月初二,本县钟家店村庙会,因演员之间闹意见,首场演出就“罢戏”了。剧团负责人连夜来文化馆给我做了汇报,第二天我就起大早骑自行车到演出地点,演员们还未起床,我在高音广播上把他们召集到一个大院开紧急会,连唬带劝,下午总算正点开戏了。
    1989年3月24日,我随剧团正在徐水县大公村演出,县里派两个人乘车来找我,说“追踪”了有400多里地才找到,说有外国人来访问我,昨天就来了。我随车回到满城,让我先到县委统战部有事给我交待。统战部领导说:“西德(当时两个德国尚未合并)的一位小姐和台湾一位诗人来访问你,不要与他们谈政治。”我回到文化馆后,看到一男一女正等候我。那位金发碧眼的小姐是西德克洛克纳东亚有限公司驻北京联络处经理,叫史慕思。那位男士是台湾著名诗人张三先生。史慕思小姐看到《中国日报》刊登我的消息后,约张三先生专程来访问我。他们对“农民诗人”这顶桂冠很有兴趣,对我发起的“神星诗会”更是欣赏。那位张先生说,前些年台湾不允许看毛泽东的书和鲁迅的书,否则是要坐牢的。我未置可否。史慕思小姐的汉语说得很流畅,我们谈了近四个小时,都很高兴。张先生赠我一册他在台湾发表过的手抄诗集《我知道你是个爱山的人》影印本。我赠给两位客人各一本载有我诗作的《飞扬的足音》一书。1989年4月7日的《保定市报》、1989年4月9日的《河北日报》都刊登了《飞越海峡会诗友》的通讯。
    1989年冬一个晚上,剧团承包人来文化馆找我,剧团在清苑县的石桥村演出后,没有了接演处,也不管饭了,15天后才有演出点,这怎么办?全团60余人,仅吃饭一项就不得了,再加演职员的工资那可不是小数字。我与副馆长杜克辉在他的办公室围着火炉商量了半夜,没有好办法,最后我说:“明天把剧团送到我们村先演一周,然后再去你们村演一周。”老杜考虑了一下也只能如此了。去杜克辉他们村还有一段时间,好回旋,去我们村一点回旋的时间都没有,冒险吧!第二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到市头村找到搭戏棚户,定好了戏棚,骑车到神星又碰到我们村两辆拉煤的拖拉机,让他们去拉棚,都有点莫名其妙。到了寺角村找到村干部说明情况,他们怪我没回来商议,我说没时间了。其实我明白,商量是不行的,只有成为事实后,不行也就行了。村里决定由集体出棚钱,各户管派饭,找几位有威望的人和我一起去募捐。寺角村各户出的钱不算少,翟家佐和南峪村也捐助了一些,总之情况不错,演员们在各户的伙食也很好。我承担的这七天演出圆满结束了。下来杜克辉将剧团接到他们村——东高士庄也演了七天。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的火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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