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会员风采 >> >> 正文
说说我的七十年
作者: 张志明 | 来源: | 日期:2014年4月2日

 “一世情忧多乐少,两条腿左短右长”这是我自撰的墓志铭,是我多半生的缩写。鉴于我的经历,不少朋友要我写写自己的过来事,那就借出书的机会,说说我的人生70年吧。
    我1941年农历4月26日生于保定市北大街,1945年回到老家满城县寺角村,1948年随母亲到徐水县姥姥家上学,1961年从齐齐哈尔退学后又回到老家务农,1988年7月22日被聘为满城县文化馆长。
    在我40岁前,生活之惨淡、之可怕不堪回首。两岁时,我的父亲就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年仅18岁,据说他被派遣到日军的一个农场做“内线”,公开身份是翻译,因醉酒失言,暴露了身份。和他单线联系的是八路军老三团一位姓李的侦察员,后来也牺牲了。“保满支队”一位翟姓的侦察员间接知道此事,但不能做为主证,这也就留下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就是这个谜给我母子带来的是生存危机。贫困、歧视、迫害接踵而来,无休止的批判、斗争涵盖了我母亲的后半生和我的前半生。加在我身上的罪名就是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迫害人者犯了一个可笑的逻辑错误,和我有杀父之仇的应该是侵华日军,即便永远解不开这谜,杀父之仇永远不会记在共产党头上吧?况且,我的父亲被杀时我才两岁,一个吃奶的孩子能懂什么呢?有点逻辑知识的人肯定会说加给我的罪名不会成立,可就是这个不会成立的“罪名”让我母子低了近40年的头。我母亲含悲愤过早地去世了,我苟且着活了过来。
    说起我的母亲,是悲惨的一生,大概她在10岁时就没了父亲,随着我的姥姥改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妈妈的童年就在被歧视中生活着。她19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我出生在保定。当时我的祖父母在保定开了一个卖大叶烟的小店铺。妈妈22岁时就开始守寡,她为了不让我重蹈她的覆辙,不再寄人篱下,没再改嫁,一把血,一把泪地拉扯着我。她为了减轻心灵上的巨大伤痛,经常抱着我到城隍庙街去“听书”。妈妈没有上过学,可妈妈很有知识,尤其是对忠孝节义、古礼古训懂得很多,我想这应该是从“听书”和“看戏”中学来的。很小的时候,妈妈请人给我算过卦说我有“状元之才”,可没说后句“无状元之命”。妈妈觉得有希望了,儿子会成才的。可她哪里知道,在她故去几年后,我仍然挨批斗,仍然写“交待材料”,最终也未能成什么“状元”。妈妈为了实现她的希望,从我记事时起对我要求就非常严,不听话就打,当然妈妈总是哭着打我,她对我严要求和溺爱是并重的。我小小的心眼怎能理解妈妈的苦心呢。在保定居住时有祖父祖母和我母子,还有大伯母(守寡)二伯父二伯母一家,因人多靠卖烟叶维持不住生活了,大伯母改嫁了,我母子就和祖父母回了满城老家,祖母这时好像是有病了。影影绰绰记得是一位本家爷爷用自行车后坐把我驮回来的,好像是6虚岁。7虚岁时妈妈就送我上学了,学校在村西北角高台的寺院里,记得是一位张姓老师教我们,我现在用的名字就是那位张老师给起的。开始时老人们给我起的名字叫张志忠。老师说国家有位大人物叫张治中,犯重音,就给我改成张志明了。有一次我逃学,妈妈打了我一顿,送我到学校后,张老师在我的小本子上(或书上)写了一首小诗,现在还记忆犹新:“张黑子(我的乳名),真聪明,年方七岁小儿童,天天上学把书念,祖父一见喜盈盈。”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首诗。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逃过学。妈妈为供我上学,靠纺线,织布,每天夜里我醒来后,都是看见妈妈摸着黑在纺线,每当此时,妈妈都是小声哭着,嘴里小声念叨着,可以说,我是让妈妈的泪水泡大的,是妈妈的纺车把我摇进学校的。妈妈的悲哀深深扎进我幼小的心灵中,只是那时还不懂事,不懂妈妈幼年丧父、青年丧夫以及寄人篱下的辛酸。大约8虚岁,奶奶病故了,我的奶奶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据说受了我爷爷一辈子气。记得那年“斗大户”(土地改革的一部分),我的一位远房大娘(南方人)为给街坊当“防空洞”(就是为那家藏衣物),召开全村大会,把她吊在村东头一王姓家大榆树上。我害怕,妈妈把我领回家。快到中午时,那位被吊过的大娘来到我家,进门就称我奶奶“老婶子”,看到她那模样我更害怕了,躲在奶奶的身后。“土改”的时候,记得村边上一块地,分给了我家,还有桑家和任家。“抓阉”时,妈妈带我去的,因为我年龄小,桑姓和任姓两家让我先“抓阉”,按他们说我抓的是最好的。
    奶奶故去后,姥姥来接我母子去徐水,从我家到姥姥家百八十里地,我忘记了是如何过去的,无论如何是走不动的。到姥姥家上学条件是好多了,记忆中,受人歧视也就开始了,因为我是“外来人”,小同学们欺辱我,不让我和他们一起玩,还找借口打我。那时我身体不好,性格懦弱,打不过人家,给我送了外号叫“老软儿”。1951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徐水县北梨园完全小学。忘记是哪年了,学校组建“少先队”,全班50多名同学就剩了我们三几个同学。我多么羡慕人家戴着红领巾啊,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刀一样深深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在痛、在淌血。你想想,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后来我猜测是家庭“历史问题”造成的吧。
高小毕业后,去保定某校考初中,自认为分数考得还可以,不知为什么名落孙山了。从此后,妈妈“望子成龙”的心愿也就化为泡影。那时,我体弱多病,在姥姥家养病的同时,看些古典小说之类的书,什么《彭公案》、《施公案》、《薛家将》、《呼家将》、《三侠剑》之类的书,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名著之类的书。后来姥姥家一位李姓表兄建议我看些现代小说,什么《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看得也很多。高小毕业生看古典小说有些吃力,我经常念错字,把“侠客”念成“陕客”,把“膏肓”念成“膏育”等等,多了去了。这些小说虽然都是硬啃的,可为我后来搞文学创作也算打下了根基,只要是学习就有用处。
    转眼到了1957年,那时农村已成立了高级社,好像是若干个行政村结合在一起,村级叫什么记不清楚,那时经常改变名称。村里派我到县里学习兽医,学期好像是一个月,只是学了些皮毛的东西。培训班设在一所学校里,那时正处在反右时期,举目皆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记得那时报纸上正批判罗隆基、葛佩奇他们。葛佩奇好像写过一篇“不论唯才唯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不批他,那就不叫那个时期了。结业回到村里,新建的养猪场已经圈养了几百头猪。猪都是从外地用火车拉来,再用马车拉到猪场。这些猪在长途运输中有很多都生病了,在我的猪场记录中,几乎天天都有猪只死亡记录,最多的一天死过6口。拉稀的病猪就给它灌轧碎的“炼枣树皮”,看不明白的病就打青霉素。记忆中,看好过的猪非常少(其它猪场也同样)。有一天上边来人检查,恰恰熬猪食的大锅(直径约1.5米)因常年没有清理过,时间一久,锅底被烧化了。检查组马上召开全村批斗会,批斗场长和我,也许是我当防疫员的缘故。从那天开始,我的防疫员被解除了,到生产队去劳动。

    时间进入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庄稼活我不太会干,再加上身体瘦弱多病,干活很吃力,那也得干,因为“大跃进”嘛。村里的墙壁都用石灰水涂了白,画了漫画和街头诗,那些街头诗人们虽然像说醉话和梦话,但也很有意思,兹录几幅诗画:“谁说我们没火箭,火箭就是总路线,多快好省搞建设,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个米粒煮一锅,一穗玉米拉一车,高粱杆上安电线,坐着西瓜过黄河”(诗配画)。“东风是福,西风是祸,东风压倒西风,人民生活好过,帝国主义砸锅摔盆,社会主义开花结果”、“公社高粱长得大,高到天宫织女家,织女探头向外看,碰了一头高粱花”(诗配画)。还有一幅墙体画,白蛇和许仙驾彩云在空中云游,白蛇问许仙:“许郎,那是当年的雷峰塔吗?”许仙:“不,那是丰收的大玉米!”白蛇把玉米穗当成雷峰塔了。我那时很年轻,看到这些东西觉得好玩儿,紧张中缓解的轻松吧!有一天晚上,全公社的青壮年由支部书记带队到公社所在地开大跃进的鼓劲大会,会场主席台上点着汽灯,锃明瓦亮,真觉得新鲜,各村(大队)的主要负责人向大会主席台上端坐的领导汇报各自的产量。甲村说,他们的山药(白薯)亩产1万斤;乙村说,他们的产量两万斤;甲说3万斤;乙说10万斤。这样两家炒作竟吵到亩产100万斤。亩产100万斤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有人算过一笔账:每一块山药都要长到成年人这么大块,一个人挨一个人的站到一亩地里,还不足产一百万斤。几天后就看到《东风日报》(或许称《保定农民报》)评论员文章《以虚代实驳倒怀疑派》,其核心内容肯定是对“智叟”们的批判了。当时都认为白薯是高产作物,有一首墙头诗(全文忘记了)形容白薯长得块大说:“把它投到太平洋,世界又多一大洲。”我们的领导和人民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要不为什么称中国为“诗国”呢!根据白薯高产的理论,徐水县决策层号召多栽白薯,记得那时玉米都“扬花”了,豆类也是开花季节,领导让把这些农作都砍掉,然后栽白薯(“麦茬”白薯也晚一个多月了)。为了栽培面积的扩大,提倡弄“山药山”,“山药坟”,所谓“山”就是深挖沟把土地埂填高(约1米),那“坟”就是在地里堆很多土堆,在这“山”和“坟”上载山药(白薯)。看来这些领导们还真动了脑子。据说那时县里一位主要领导算了一笔账,多栽苗才能多收获,要求栽白薯株距一市寸,每亩地栽秧苗15万株,领导说一棵产一两,每亩要收1.5万斤,真是聪明的算法。做是这样做了,“低产”作物铲掉,无收,“高产”作物连秧苗都没长起来,也无收。还有一种称为“沼气山药”,即搭上A型架,约民房高低,架两边培上土,架内堆积马粪、杂草类的东西,让其产生热量,催着白薯长。想象很不错,可它没和实际成正比。这样的折腾是否与以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埋下了伏笔呢?
    有一天下午,我和社员一块去白薯地里锄草,我根本不知道一场灾祸正在我母子头顶盘旋。在我刚锄过的地垅里,有两个人检查,查出了几株被锄掉的秧苗,到现在我也没闹清楚是我锄掉的呢,还是其它的原因。凡是农民都懂,锄地锄下秧苗是很正常的事,再说我还不是一名熟练的种田人。当天夜里,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批斗我母亲说是她指使我把秧苗锄掉了,这是破坏!批斗会结束后,就把我母亲捆绑着押送到外地去劳动教养了。事情就这么简单,也这么复杂。我青年时代,很有上进心,也想向组织靠拢,更想得到领导的理解,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大部分都这样,比如我之流,如果想得到领导的理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是“阶级异己分子”。现在我想,很多矛盾的激化大都是人为的,一个最底层的平头百姓不可能无故去想找领导的麻烦。我的母亲无故被押走了,是我给母亲招致的祸吗?其实是预谋。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模糊了!!!后来才知道,这是领袖们将要视察徐水,先把阶级异己分子清除掉,免得为领袖的视察留下不安全的隐患。
    中央领袖们相继来了,外省市的人来了,外国人也来了。那时徐水出了一本叫《徐水在跃进》的书,发行全国,徐水就像后来的大寨,全国都学习。记得一位叫康濯的大记者写毛泽东到徐水视察的通讯,开头是这样写的:“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下视察了徐水县商庄公社大寺各庄大队(后改成八四公社八四大队),商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詹登科,大寺各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闫玉茹做了汇报……”这时候,各个大队各个小队都办起了食堂。为了“大跃进”的更好地开展,晚上社员们集中睡觉,有一位领导说,这样做能增强夫妻的和美。下了班就到食堂吃饭,变着花样随便吃。毛泽东到食堂视察时问大家吃得怎么样?大家回答:“吃得非常好,是毛主席给带来的福!”毛泽东问一天吃几顿饭?回答说三顿。毛泽东说:“以后丰收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之后,毛泽东一行又到“丰产方”去视察庄稼的长势。这都是报纸上介绍的,以后,可就更热闹起来了,徐水改称徐水市,商庄村改成商庄市。八四大队盖起二——三层的楼房,用于民居,数年后都倒塌了。每个公社都成立了“红专大学”,晚上我也到“大学”去学习,学的是初中的课,有半年吗?也就结束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把大跃进的高潮推到极点,无论干什么都是“放卫星”、“放火箭”。据说徐水县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到白洋淀公社(即端村公社,当时徐水县是容城县、安新县和定兴县固城公社合并为一个县)检查工作,路上,在乘坐的一辆吉普车(毛泽东视察时给的)中算了一笔让世人惊诧的帐,种小麦想高产就得密植,下一粒种子收两粒还赚一粒。于是县委实验田下种子1200斤,按县委书记的算法,每亩可收2400斤,纯挣1200斤。于是就下令普通农田下种60—100斤,其结果实验田一粒未收,普通农田因密植不合理,也未打多少。有些生产队未按上级指示办的收成就很好,其实这些生产队是冒着险、顶着被发现后挨批斗的压力过来的。基层干部们心惊肉跳——不知何时被罢职。老百姓们也是心惊肉跳——因为每天都找一个落后者批斗,“二人行必有一后”啊。当时在群众中流行一件事,当孩子们哭闹时,大人们就说“×××(那位县委书记的名讳)来了!”在村里比较霸气的人,人们也称“张××!”1958年初冬(好像是初冬),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说是“钢铁元帅升帐。”报纸上每天都有大放钢铁卫星的报道。口号是“赶美(国)超英(国)”。京广铁路沿线,炼铁小土高炉林立,我想象,乘坐火车的旅客眺望窗外,火龙般的小高炉排列着,肯定非常壮观。外国人惊诧地“OK OK!”中国人兴奋地心潮澎湃。那些炼铁的材料,有些是从外地拉来的矿石,有些是废旧钢铁,百姓家的铁锅、铁盆、门扣吊都被弄来当原料了。我们的国民有很大奉献和要强精神,也有非常朴素的创造精神,将民用大板柜抬出来,做成四个人拉的大风箱为小高炉鼓风。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鼓舞下,干劲是起来了,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体弱点的劳动力就去修平原水库,我算一个弱劳力,跟着大家去修史各庄水库和郎五庄水库,所谓平原水库就是在宽阔的平地里挖里边的土成坑,填在四边。记得是很冷的天,还带着被子去的,那是白天干黑夜战,稍事休息还接着干,挖里垫外,像城墙那么高的土围子。我不懂水利,也不知平原水库如何蓄水,据说后来就没有蓄过水。春节来临,上边又提出“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号召,也就是说,过春节也不休息,“五更”的饺子挑到野外去吃。当时也没听到过谁说什么怨言,也许是大家的觉悟都提高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敢说吧?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要问:“是不是发疯了?”您说呢?第二年(1959)春天,饥荒也就来了。吃食堂时浪费的很多很多,再加上上下一齐折腾,粮食没打多少。最初是粮食加野菜,加树叶,后来加谷糠,再后来玉米核、棉花碗、棉籽皮粉碎后掺上点粮食蒸着吃。在这里用不着介绍好吃不好吃了,读者朋友可以想象吧!
    1959年晚秋,我就被派去修西大洋水库了,我们住在一个叫东雹水的村子,那里兴许是地处“风口”吧,几乎天天刮大风。修水库的好像是三个县,一个县是一个民工师,一个公社是一个民工团,下分营和连,每个连有十几辆大车,4个人拉一辆,每车装1.5立方米的土,约4000斤。车的后尾都被锯掉,为的是卸车省工省事。每天拉车12个小时,人停车不停,往返大约100华里,装上车后就是拉着跑。上大坝前,那里搭着大牌楼,称“跃进门”,到这里有专人给每辆车发“牌”,这说明你的土方已运到了大坝上。进了“跃进门”,上大坝时有人给“扒坡”,就是10人用两条大绳挂在大车的两侧帮助往大坝上拉,有人边走边喊劳动号子。高音喇叭随时播放各营连的进度,表扬先进,批评落后,还经常播朗诵词,我们这些民工们也都记住了:“……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干吧,干吧!为了社会主义早建成,我们乘风破浪向前进!”每天百十里的路程,别说拉着重车,就是空走也累得够受。这还不算,每天收工后,还得要开会,领导常讲的一句话是“今天不如昨天,明天一定赶上去。”凡是有资格讲话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仅仅批评一下还罢了,每天还要找一个落后的典型,一次检查,两次批判,三次就要批斗了。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吹10分钟集合,有值日官看着大家跑步。每天拉大车早累得成“烂泥”了,还得早起跑步,管民工的人还喊:“别把脑袋睡偏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管人的人尤其是管民工的人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其实那些基层管民工的人,他们本身也是民工。或许他们是各村来的领队,也或许因为什么原因晋升了,仅凭那些“脱产干部”是管理不过来的。修水库时三天放一次“卫星”,两天来一次“高潮”。所谓“卫星”或“高潮”就是让你比平时多拉一车土,其实除了“卫星”或“高潮”也就剩不下多少“平时”了。管民工的人为了“关心民工的业余生活”——有“业余”吗?保定市或者某县剧团到工地慰问演出,上边又号召“多拉一车土”。那时民工之间流行一句话“看了新艳琴儿(保定市评剧团著名演员),磨的肩膀没了皮儿。”这也是民工们自我解嘲式的苦中寻乐吧。其实,每次来慰问团,民工们去接受“慰问”的很少,哪还有精力去欣赏艺术啊。看节目的大都是领导、管理人员、后勤人员。我那时才17岁,正是俗话说的“十七十八力不全”的年龄,累得实在难以坚持,想跑又不敢跑,四处都有岗哨,一些被抓回来的是要受刑罚的。常见的刑罚是被吊起来打,还有一种称“摇煤球”,就是10几个壮实的保卫人员站一圈,让“罪犯”立在当中,大家来回推,被推者一会儿就懵了,跌倒后再被保卫人员连推带拖站起来,再来回推摇,当被摇者不省人事时才算罢休。我总是没弄明白,本民族的人整治本民族的人,花样为什么就这样多,创造性为什么这样绝妙。其它动物本类也不会这样残酷吧!如果诺贝尔生前创立一个这类奖项,在“诺奖”上我们就不会永远是空白了。我是一个胆小鬼,畏惧这种刑罚,没敢逃跑。拉大车实在太累了,我多次想过,再上班时让大车把腿轧断,再也不会让拉大车了。我还真用腿试过两次,把腿伸到车下,又赶紧缩回来,最终也没敢下决心把腿轧断,真的是胆小鬼吧!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了一个小窍门,我喝一口白酒就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喝了一口白酒,就跑到卫生室去看“病”,医生查看了一下,就给我开了一天的假条。休息这一天真舒服啊!过了几天,我又喝了一口酒,又跑到卫生室,医生又给我开了一天的假条。到了第三次,医生发觉了我是喝酒的缘故,狠狠批评了我一顿,假条也未给开。人们常说“试事不过三”,看来造假也不过三,总有被人发觉的时候。刚到西大洋时,吃粗粮饭是管饱的,改善生活吃馒头,好像是每人二斤干面,那馒头就像一个小枕头,饭量大的还不充裕。后来粗粮也定量了,再后来改成了“增量法”。早晨喝粥虽然不定量,可就那么多,吃饭慢的吃不饱,人们创造了一个“快速喝粥法”,用那大海碗先盛少半碗,让粥在碗内一转,马上就凉了,别人没吃完时,你已经吃完了。第二碗还盛半碗,盛第三碗时越多越好,也就差不多饱了。“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嘛!1959年元旦,那天中午吃大米饭,豆腐炖白菜还有一点肉,平时没有吃过,那天说还要管饱,人们就敞开肚皮吃开了。当人们快吃饱了时,大师傅到外边看来了,民工们好像有个经验,凡是大师傅这时在外边露面,预示做熟的饭不多了,民工们就加劲吃起来,饭没了,管理员问:“吃饱了吗?”也不知人们为什么回答得那么整齐:“没有!”于是又做饭,一人一碗又吃完了。又问:“饱了吗?”人们还说没有。如此这般下午半天就是吃饭,不放假也就放了假,那顿我吃了八碗饭,约有2.5斤米,还有几碗熬菜。说真的吃得猫不下腰了,看见陈佩斯的小品《吃面条》了吗?就是那种感觉。修水库时听到过一则轶闻,某公社的领队为了争进度,他命令打夜班的民工把土方都推到河里冲走,那时是在“土区”量硬方,土方未上大坝,肯定进度快。某村一个民工做为“后进”被批斗时,他急了,对那位领队说:“我要到总指挥部告你把土方推到河里,告你造假。”那位领队服软了,喊起了那位民工“祖宗。”看起来当领导的真要干了坏事被群众抓住,再说话就没有底气了。我在西大洋水库干了110天,临近春节时让搬安格庄水库。人们还是拉着大车,浩浩荡荡排出10多里地,第二天晚上住到徐水县的樊村,天还没亮,我就和另外一位民工逃跑了,因为这里没有岗哨,让我们当了“大跃进的逃兵”。刚过了春节,我借了别人一张“选民证”和另外两个亲戚买了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火车票(当时买火车票凭选民证),在那里以“盲流”的身份住到了“收容所”里,这时齐齐哈尔橡胶技工学校到“收容所”招生,我报的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只上了几个月,被学校接纳了,上的是高班,学的是中专课程,有点吃力,我很用功,老师和校长对我也不错。后来我母亲也到了我们学校,给校长说了说,被安排到食堂打杂。后来我祖父有病,我母亲又回到了老家满城。我们的学习内容,以橡胶和化学为主,学了很多分子式,记住的很少。后来在全校抽了大约60个人去学一个当时“保密”的学科——丁钠橡胶。以大跃进的速度学了一段时间。1960年夏季派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到哈尔滨郊外龙江橡胶厂丁钠分厂去实习,我们几名同学住着三间相通的大房,屋外包围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向日葵,每人每天一斤粮票(比起全国人民来很不错了)虽然吃不饱,快成熟的向日葵接济了我们,实习结束时,每人床铺底下一大堆葵花籽皮,太对不起当地的农民了。有一个星期日,我和同学们到松花江边游玩,我在滔滔的江水中洗了洗脚,护堤人员大喊我:“不要命了!”当时正是汛期,不能怪人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该怪自己——松花江中有名的太阳岛就在目极处,同学们谁也没有建议去太阳岛玩玩,是太没钱了吗?好像也不是,坐轮渡过去也花不了多少钱。还有哈尔滨最大的最有名的秋林公司也没有去过。那时想的主要是学习。实习期满后,又回到了学校。当时正赶上征兵,我也报了名,你得说青年人是要强的,是想报效祖国的。检查身体都合格,结果政审又审出毛病来了,我父亲那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又被学校当局掌握了,对我不错的校领导,也开始了对我的歧视,尤其是那位保卫科(股)长,很严肃地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怎么划清界限呢?我母亲是我的亲人,她也是受害者呀,我的上进心被冰封了。1961年大概是4月份,我们一个班的同学被下派到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公社石家屯支援农业。我们就是帮助社员们点播玉米和大豆之类的农作物,实在太饿了就干吃玉米种和豆种,社员们也干吃。石家屯村北边有一条河,回弯处水较深,河底有很多蚌,弄上来后放点盐煮着吃。不远还有面积广阔的沼泽地,当地称水淀子,没膝深的水,一人高的苇草,中午饭后,我们就到水淀子芦苇丛中找水鸭蛋。1961年6月,我们下乡的同学又回到了学校。学校操场边有一排库房,窗子开着,里边有很多白布,我隔窗抻了一块,不防我的手被一铁器扎破了,缝了几针,抻那块布时,心中非常胆小,后来非常后悔。那块布换了一斤面,拌成疙瘩用开水一冲,再放点盐就那么吃了。那年9月,接到上级指示,学校要“下马”,像我们这类的学校全国下马的太多了。我们这些学生,一部分去了农场,大部分回原籍,学校给发了个支援农业的“光荣证”,上面写着,等情况好转时优先录用。学校给了50多元钱,还给买了火车票。我是从徐水走的,还得到徐水下火车,因徐水是小站,火车票是软纸的代用票,票面上还写着齐齐哈尔——徐水1695公里,到现在我还记得。因为我母亲已经回了满城老家,1961年中秋节前,我也就回老家来了。
    这又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那时大家都穷,我家更穷,那年中秋节是我的一位十伯父给我家买了2斤猪肉,我这位十伯父家也不富裕。这时候地里的玉米和山药(白薯)能吃了,我看到不少人往家里弄这些东西。当时社会上流行一个顺口溜:“队长富,会计肥,十个社员九个贼,你要不偷去怪谁?”我母亲不让我往家里偷东西,她带我去到玉米地掰黑胆(一种玉米上的菌)用盐水煮着吃(到现在对门一位王姓老婶和本家一位大嫂还记得这些事)。这是我今生最穷的几年的开始,因为母亲的教导,强忍住了饥饿。在饥饿中,我也办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我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吃饭,那天是我烙饼,我将我吃的那一张饼边上擀的略薄些,当中较厚,另外一张则相反,让对方吃,我吃的那张要多一口,虽然仅仅一口,在那个年代也觉着略饱一点,这是一件损人利己的事,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件事仍然折磨着我的心灵!
    1962年春,南峪村庙会,晚上我和伙伴们去看戏,那天雨下得很大,没看多长时间就回家来了,进了那间半露天的小破屋,母亲正躲在那么一片不漏雨处在哭,我能用什么办法安慰母亲呢?“漏房又遇连阴雨”就是此刻的情景。等晴了天,以换工的方式请了几个人,利用旧有的石头墙,部分动了动,上边架上几根木头,凑了椽子,买了几块苇帘子,用现有的旧石板搭在上边,成了一间高三米,宽三米,长三米半,中间空的立方体——权且称其为“房”吧。窗子用荆条绑的,门是借的街坊的旧门,没有门栓,其实也用不着门栓,我比小偷儿还穷,偷我什么哪?又揭不开锅了,妈妈又到姥姥家躲饥荒,我靠吃点野菜和一位王姓同龄朋友在家里“养命”,没有力气去上班,一位壮年妇女警惕性非常高,到大队领导处去告我二人的状,她说,两个青年在家里呆着不出工(上班)肯定不想好事。于是那位领导在高音喇叭上不点名的批判我二人。我这人从小被人欺辱惯了,非常胆小怕事,后来又患了“高音喇叭恐惧症”。1962年秋,徐水姥姥家村的一位张姓壮年找到了我,让我跟他去做买卖,好话说了一大筐,我母子像是遇见了救星,和那人在一个村住了十余年,觉得不会有什么差错,我就顺从了他。他对我说做生意是三个股份,可始终我也没见到过另外一个股份。徐水那位张姓合作者约我到满城县的东赵庄村买了一“嘎斯”车梨(约2吨),当下给了一小部分钱,其余大部分让我顶账,那时我才明白那位张姓人为什么找我合作了。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我碰见一位江湖相士,他说有我一卦,又说了一件让我动心的事:“你将有喜事,在西北方向有一位姑娘与你有点缘份,要尽快结婚,过了明年正月就成不了了。”我正值青春期,这些话肯定喜欢听。我又问他:“我要做生意,给算算是赚钱还是赔钱?”他说:“能挣钱也不挣钱。”我说这叫什么话,他笑了笑,当然这是怎么说都有理的话。还回来说卖梨,那汽车梨拉到张家口康保县邓油坊去卖,那位张姓人拿着卖梨的钱去买化肥,这当中就没让我参与。后来他告诉我让别人骗去了1300元钱,我一听就晕了,1300元在1962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啊?让我承担所欠东赵庄的梨款(大约也有300元),还要承担一部分被人骗去的款,这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啊!三九天走在冰上,又遇着西北风卷来的鹅毛大雪。朋友,这是什么滋味?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只能认倒霉了。东赵庄的梨钱是生产队扣我三年的工资还清的,所欠的化肥钱(被人骗去的)让我顶帐的债主人好像是涿鹿县在农机部门工作姓杨的人,他患有天花后遗症。从此后,账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捞回来,自己又去了张家口地区碰运气,结果越陷越深。村里乡亲们认为我不务正业。1963年春天,那位杨姓债主人带着一位最多两岁的小女孩来我家讨债,连吃的都没有就别说还债了。我妈妈又去姥姥家了。我为了让那位杨姓债主早离开我这里,我竟然把那位最多两岁的小姑娘打哭了。这是我今生犯的一件最不可原谅的罪过!当年的那位被我打哭过的小姑娘今年(2010年)大概50岁了,杨姓债主人也有70多岁了,我要想方设法找到当年被我打哭了的小姑娘,我要当面请罪,我目前虽然仍不富裕,也要倾力还清当年的欠债。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非常惭愧,有沉重的负罪感,我经常忏悔这件事。那位被我打哭的小姑娘我今生今世能找见你吗?说到这里我掉泪了!我真诚地为你祈祷,为你祝福,希望你生活美满,平平安安!如果能找到她,我向她深深鞠躬谢罪,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将向那个大致方向鞠躬谢罪!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一件事,忘记究竟为什么到徐水借过我上高小时的同学田维里30元钱,多少年就是无力归还,后来有力归还了他又故去了。这也成了我的心病,好在我侄女替我找见了他的女儿,还这件心愿有望了。
    在张家口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女朋友,相处了有一年多,她上下班从我住的旅社门前经过,我都去门前等候她。傍晚她来找我,或散步、或聊天,却很少在一起吃饭。有一次我约她去看电影,映的是《瀑布》,我脱口而出“暴布”,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我被笑得莫名其妙。她更正我那是“瀑布”,发“铺”音,我辩解说,徐水有一条河叫瀑河就念暴,不信你去查字典。有一次我们说到“庆丰”剧场去看李万春的京剧《关羽走麦城》,票价1.30元,我们两个的钱加在一起才1.50元,就买了一张票让她去了。散戏后她说真没意思。有一次我去张家口途经永定门火车站时,我买了一套《红岩》(上下册),还买了一册画报。我住到旅社后,她去找我,把画报拆开给包了《红岩》的书皮,我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她走后我打开书看,从书中掉出一封信和一首诗,当然那是写给我的情书和情诗了。诗写道“把你比作白杨,白杨比你失去美丽,声名贵重的少郎,怎不理解我这姑娘,像布谷鸟把你的春阳赞美,像蝴蝶把你的芳华追随。”是否是她的原创我就不知道了。快要过春节了,我们二人去领“结婚证”,她带着户口本,我什么证明都没有,人家未给办理。她要求春节到我家看看,这个要求非常正常了,可我没敢答应,因为我那个家实在难让人看哪,何况又是女朋友。一天晚上,我对她说,家里来了电报,让我马上回家。她说还没给老人商议呢。我说那怎么办?她说那就你自己回去吧。其实这是对她的一次欺骗。我们商议来年正月初六到张家口结婚,我回家后什么也没有准备好,没去成,又推到正月十六,又未去成。农历二月初一我去了,女朋友的母亲怪我说话没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第二天上班时,我又去旅社门口等女朋友,未见她去上班,于是我到她家去找她,她自己正在家里哭,原来是她母亲命令她与我分手,我强忍住了哭。她母亲怪我说话没信用,是错怪了我,因为我太穷了。而她命令女儿与我分手是对的,因为我无力给她幸福。分手了谁也没忌恨谁,若干年后见过两次面,她还怪我后来为什么不给她去信了。
    想以做生意改变生活状况,结果更陷深了,谈对象又没成,在乡亲们面前真的抬不起头来了。
    1963年农历六月,我家又快断粮了,我母亲又去了姥姥家。六月十三那天,天降大雨,连下了7天(刘家台水库决坝),下大雨也就上不了班了,我每天都到一位本家叔叔那里玩,他是甲等荣军,双目失明,会弹三弦,我们到他那里学说《西河大鼓》,其实我们几个年轻人说得都不够味,就为解闷。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只要有时间,几乎每天晚上到那位叔叔家去,他的四个女儿都待我像亲哥哥一样。雨下到第三天,高音喇叭上喊我,小屋前地道陷了。我到家一看,窗户前临墙旧地道陷下去有3米深,还好,小屋没陷进去。我家的地道四通八达,是抗日战争时挖的,我十伯父(堂伯)在我家住,那时他是支部书记。下那七天雨时,家里没多少粮,柴草也都被雨淋湿了,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青年时代的忍受力就是大。
    在1966年春节初夕,有几位朋友闲聊天,其中一位说:“×××家兄弟三人,年前杀了三口猪,可他们的母亲没吃上一两肉。”他们让我管管这件事,我连夜写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路口。正月初二正赶上给亲戚拜年的日子,影响非常大。后来这几位弟兄找到他们的长辈,也找上了我,订了养母亲的协议。这件事情虽然大家都说好,可我却损害了三兄弟的名誉。时隔不久,我就开始被整了。我写人家那真是“望乡台”上唱小曲——不知死的鬼。
    1966年春,我被派去修保(定)完(今顺平县)公路,住在江城村。高音喇叭上成天播放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批判《燕山夜话》、《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感觉社会将有大的变革了。一提起“运动”,我就害怕,虽然我的年龄不大,可经历过很多运动了,并且都是以被“运动”的对象出现。修公路的任务完成后,就过完麦秋了。刚回到家,就被卷进运动的旋涡中,这时候“四清”工作队进了村。因为我的家庭“历史问题”,我母子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成了“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一小撮(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了。白天劳动休息时,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坐在荫凉处,我母子弓着腰举着双手做成向无产阶级投降的姿式“交代问题”,每次交待完后都被说成不深刻。晚上革命群众们都休息了,我这个阶级敌人母子还要去扫大街。街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写着“张志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张志明必须低头认罪!”“打倒特务崽子张志明!”等等等等。事态越来越严重,我的精神几近崩溃,多次想到过自杀,可又想到了妈妈,我不能死,我是妈妈的生命线,最终苟且着活过来了。我在一首《答友人·谜》的诗中写道:“……我想到过自杀,可又没有楚霸王的勇气,两世相隔只是睁着眼与闭着眼,闭着眼睛活着权当死去。”(待续)


编辑:wmgov